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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 四月

不许联想

珍爱生命,远离博客

2009年4月的日志

带三个表 @ 2009-04-30 19:45:42 分类: 杂谈

昨天晚上跟桑格格吃饭,第一次听见格格唱歌,她什么都能唱,从流行歌曲到戏曲民歌,而且嗓子真高,藏族女孩的嗓子天生的好,格格以后出书,别搞什么签售了,直接开一个网上个人演唱会,现场直播,把自己的书唱出来就行了。

后来聊得挺晚,格格喝多了之后就载歌载舞,后来跟一个人聊天,说到了现在的民歌,我的看法是,凡是歌舞比较发达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汉族尤其是今天的汉族,没有信仰,所以音乐对汉族人来说是多余的,在汉族居住区,生活中没有音乐一点不觉得少什么。歌舞最早就是人们与天沟通的语言,汉族人能战天斗地,折腾完天折腾地,然后再折腾人,要音乐是没有用的。

今天在网上搜,发现一段石占明的视频,让我真吃惊,这才几年啊,就变成这样了。2005年,我去山西左权县采访,那时候石占明还是个羊倌,同时他还有另一个头衔:歌王。那时候他说话我听不懂,采访他很费劲。我给他唱了两句酸曲,他不好意思了,“那个不能唱。”那时候他就是这么朴实。

后来他参加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还犯了一个错误,把澳大利亚国旗认成了中国国旗,不过这倒没什么,一个放样出身的山里孩子,你把新西兰国旗和澳大利亚国旗放在一起让人家认,是对农民的侮辱。不过他犯的更大错误是他越来越不会唱歌了。

这段音频是他很早的时候录制的,听的能把你的耳屎震碎。

这段视频不知道是哪个拍卡拉OK视频的傻逼拍的一个特恶心的MV,视觉部分不看也罢,不过唱已经变了,没有原来的滋味了。

这段视频是他参加CCTV-4的一个综艺节目,他的演唱不但不能把你的耳屎震得粉碎,反而觉得像噪音。

李亚蓉老师曾经录制过一张现场版本《原声黄河》,里面收的录音还能保持原生态。

有些东西就是很可怕,这才4年过去,就不一样了。

带三个表 @ 2009-04-30 17:17:58 分类: 闲扯

有一个流氓,给我设计了好多反动下流的T恤图案,而且还给自己取名“无伤大雅”。要不是我打算开店,他设计的图案我各印一件自己穿。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喜欢,而不是面向小众。再展示一下无伤大雅同学的新作,这孩子的那点诲淫诲盗的小聪明全都用在这些设计上了,我也顺便问问,真的做成T恤你们会买吗?


我还是希望能看到一些美观大方有趣好玩的图案,欢迎投稿。

带三个表 @ 2009-04-30 16:48:28 分类: 杂谈

趁着放假,我把电脑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下,在中关村从骗子手里买了一个1.5T的大硬盘,回家后干的一件事就是把我从2001年以来从网上下载的MP3歌曲倒腾到大硬盘里。我居然花了五天的时间,从把那些原来刻在光盘上的数据倒腾到硬盘里,两个光驱轮番倒腾,其中一只光驱不堪重负光荣捐躯。这些音频文件伴随我好多年了,一直被我扔在一个角落里,只是在查找一些资料的时候才想起了它们,每次拿出来用,之后都要洗手,上面的灰尘带来的质感仿佛我在摸一个古董(北京的扬尘天气对此亦有贡献)。

因为我有点目录学强迫症,什么东西都想统计规整一下,比如我的唱片很多,你随便说一张唱片,几秒钟后我就能找到,因为我排列是有规律的。在电脑里,我也要这样,虽然有桌面搜索,但我还是喜欢像图书馆里放书一样,把它分类。截止到目前为止,我的这块硬盘里面共有音频文件73211个,其中中文曲目有9834个,这都是我仔细搜索后的结果。如果按每15首歌为一张专辑曲拆分的话,应该有5500多张专辑,如果把这5500张专辑放到书架上,应该有一面墙。但是现在这些字节静静地躺在一个小盒子里。

这5500多张专辑中,很不幸,大多我都听过,至少应该听了3000个专辑,差不多一天听一张,有时候为了了解某些音乐,必须听听,但是这种音频对耳朵没什么好处,我喜欢的还是要买一张唱片。听MP3和听唱片的感觉如同网恋与真恋的区别,总是不真实。当然,这其中有大约10%我原来就有唱片,下载MP3有时候是为了传输方便而已。这十年间,我给朋友刻录的这些音频大约用掉了400张光碟,如果我以此盈利的话,估计可以抓起来了。虽然我不建议人们听MP3,但有时候人家就想听劣质音频文件,我也没办法。写到这里,会有很多人说,前几天你还说MP3不好,你听得比谁都多,你还好意思说人家。(请参阅本文第九自然段)

听音乐的好处是,你在听的时候可以干别的,看电影就不行,你只能看,不能干别的,这是我喜欢听音乐不喜欢看电影的原因。反正跟我做邻居是挺倒霉的。

我收集的这些音频文件也挺壮观的,地球上有的音乐风格,全都有了。在音乐口味上,我很杂,我不会像某些人那样强调听什么风格,并且很排他。音乐的分类是搞图书馆管理学的人研究的事情,或者说是他们那些乐评人喜欢玩的文字游戏,对我而言,我只是从音乐中寻找打动我的东西,至于是什么风格,重要吗?如果你觉得重要,那你不是在听音乐,你是在听于丹老师演讲。

当我浏览着这些密密麻麻的“妈逼3”,我就想,如果有一天这块硬盘咔嚓一声坏掉了,我会不会心疼呢?我肯定不会。但是如果有一张唱片坏了,就像养的一盆花死了一样会让我心疼。我喜欢那种花花绿绿的唱片,它因存在而立体,它因立体而质感,它因质感而有种安全感。你一定又说了,你老人家落伍了,时代不同了,你丫不行了。可我喜欢这种落伍的感觉,因为它让你因为存在而丰富一些人生细节,而对你来说,顶多也就是丰富了一下廉价的人生字节。当人生像字节一样可复制粘贴删除的时候,它是什么呢?

很多人写信给我,向我倾诉他的人生很迷茫,其实这迷茫中包括很多因素,因为你得到的一切仿佛都那么容易,却又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可以轻率地将其抛弃。在单位时间内你获得的东西,它形成的积累对你未来都有帮助。单位时间内积累得越多对未来越有帮助。所谓积累,不是占有,而是一种体验。占有不会全部进入内心,而体验最终是要像血液一样流到心脏。你体验多了,就明白为什么活着了。嗯哼!喜欢怀疑人生的同学,想想流到你心脏里的红色液体是血液还是色素。

每次拿出一张唱片,我都能想起这张唱片的来历,当初是在哪里买到的,多少钱,跟谁去买的,那家店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怎么砍价的。当这些记忆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了一种财富,你对某种东西的渴望与追求以及获得之后的快感,会让心情很不平静,然后还有一种珍惜感,每张唱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可我浏览着那些黄色方块的文件夹,却总也找不出类似的记忆,只能从那些文件名的属性中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哦,它是我某年某月某一天某时某分下载下来的,仅此而已。虽然它可以精确到某个时间的分钟,但是它无法再提供更多细节的东西。

也许这就是一种消失的成因,它在不知不觉中把一种因习惯而形成的生活轻轻抹去,让你毫无察觉。然后你不知不觉去适应了一种新的方式。可恶的是,你经历过不同阶段,并且都变成一种记忆,可以相互对比,然后还能对比出不同之处。然后就有一种怅然所失的伤感。如果单从听音乐角度,我喜欢听音质更好的音乐,这是不二选择,但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没事喜欢研究音乐,所以我还要听MP3。更是要的是,我有对比,知道什么声音好,你多数时候不知道,我有免疫力,你连免疫系统都没有。

这就是很多年轻人对我这种观念不齿的原因,觉得这有什么啊,怎么方便怎么节约成本怎么来。有时候我挺担心你们的,你的人生按照这种方便速生速朽方式过,很容易夭折啊。哈哈。当然,你不要担心,你赶上什么时代就按照什么时代活着,肯定没错。只是有时候当历史被展开成一个立方体的时候,你别觉得有什么遗憾。更不幸的是,你没有体验过我体验的东西,但我可以跟你一起体验你体验的东西,我怎么说都有理,要不怎么叫向下兼容呢。

时代在进步,有些东西注定要淘汰,但有些东西在心中形成的记忆并且变成阅历之后,它会让人变得更加像人一样。但是今天的记忆被便捷了,我们要感谢科技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它让我们的存活变得更加有欲望,可以索取更多的东西。我们吃着最便捷的快餐,喝着最没有营养的液体,看着有史以来频道最多的电视,浏览着永远看不完的网页,穿着各种款式的新衣服,我们有选择不完的东西,我们必须感叹,生活是多么美好,美好的一点营养没有我们都全然不知。我们都喜欢无节制去占有,通过占有来满足自己,人生在占有中变得那么丰富,可它又是那么轻飘飘的丰富。你没发现,当你对这些东西占有的越多,会发现自己越空虚吗。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它不会走进你的内心,或者用老六常说的一句话:“都是一片浮云。”你跟浮云之间顶多也就是有点相看两不厌而已,你闭上眼睛之后呢?有时候你的内心可能还不如一个盲人的世界丰富。

写上面的文字是我不想再针对某些来信去修理一些人,现在见到我的人都说我很不厚道,我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不尊重看我文字的人。我也不想写这样的文字,这种文字写多了,不明白的人会让我写的怀疑人生。哈哈。

带三个表 @ 2009-04-29 1:10:53 分类: 闲扯


一个流氓给我设计了一个T恤衫图案,可惜我现在还没开始,不然就印出来出口到墨西哥了。这个更类似新闻漫画的图更适合放在我们三联的《声音·数字》栏目里。
(设计/无伤大雅)

带三个表 @ 2009-04-27 16:27:54 分类: 杂谈

前段时间马不停蹄地去上海采访了一次黄舒骏老师,黄老师聊了2.8万字,相当于一部中篇小说,我整理了1.2万字,最后三联上发表的大约有8000字,有些内容因为版面不得不舍弃。我觉得黄老师说的很多话很有意思,毕竟三联不是一本音乐杂志,所以把这一万多字贴出来,有助于大家了解黄老师和现在的音乐现状。文字长了点,没兴趣的人可以不看,反正又不是写给你的。谢谢我的实习生魏玲,一天整理出这么多文字。感谢摄影师张敏提供照片。

黄舒骏是歌坛的一个异类,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应该成为一个叱咤歌坛的人物,他的唱片热销过,他的歌词像教材一样被解读过,但他不想让创作屈从于商业,或者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变成一个风云人物,不管身边如何风起云涌,这个大学学大气科学的人似乎观到了未来的天象,自己的未来,他宁愿在浓厚的人文气息中去找寻一个精神理想国,因此他的创作比任何人来的都要吃力,他不想重复自己写过的主题,甚至认为,自己可以把一个题材写尽,让后人没有机会去重复。当他去写一个话题的时候,会像写论文一样,在痛苦和煎熬中完成一次次创作。这么多年,他每次都把自己逼到才思枯竭的边缘,像挤牙膏一样出了十张专辑。只是听众并不会用他创作的力量去解读他歌曲背后的内涵。这很大程度上让黄舒骏仅仅停留在人文层面,他是个欣赏对象而不是一个大众消费对象。

5月9日,黄舒骏将在上海举办一次演唱会,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大陆开演唱会,在台湾,有很多像黄舒骏这样的歌手因为太人文而缺乏商业气息而鲜有机会面对观众。

记者: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出唱片?
黄舒骏:刚开始是有一个个人状态,我对于个人状态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我远在别人发觉之前就已经发觉自己的状态,当然也有很多方法去克服,惊险地过了好几关。从第一张专辑做完之后,就已经觉得写不出第二张了,但是我写出第二张了,当别人说那是我作品里最好的东西时,事实上我知道那是惊险过关的,我在不是非常饱满的状况下把它做出来的,所以我开始体味到创作这种必须接近一种临界点的必要性,不管叫自我突破也好,急中生智也好,燃烧生命也好,它就是要在某一种临界点才能够产生的一些东西。

1994年,有一天我录音完跟一个编曲去吃早餐,也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告诉我说:你也可以尝试着做一下别人的专辑。我听到他这句话第一个反应是我非常不悦,我觉得他在暗示我的状况有问题。从1988年到1995年,我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个人创作型艺人生活形式或者生命形态,完全不做任何别的事情,一年只想我今年这十首歌是什么,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以那时候感觉是至高无尚的挑战或成就。但是很不幸可能真被他料中了。我那时候开始对做自己的东西有太多怀疑,那个怀疑包括我在1994年之前做过的这些几乎把我心里面创作版图重要的地方都已经占据了,这真是举步维艰。1995年,刚好黄莺莺要做她的《春光》专辑,我先是帮她写了两首歌,她说那你要不要帮我制作这两首歌,所以这是我开始制作历程的一个开头。这个历程想不到蛮顺利,这一年我制作了很多唱片,伊能静、陶晶莹、甚至Beyond。然后我竟然进了EMI做音乐总监。这个解释了我后来出专辑开始迟缓的原因,其实自己心里一直都非常清楚,我最终的目的是要回到自己的创作,那些只是去调节,好像出去散散心的那种感觉。后来离开EMI,1997年没什么事,我做自己的《两岸》专辑。

但是我在2000年就意识到整个唱片界出线很严重的变化,其实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状况,自己好像再没有那么高的兴致做唱片了,我决定去网络公司去担任总经理。我接触网络比较早一点,事实上已经意识到自己要跟音乐说再见,直到2001年,我做了《改变1995》这首纪念杨明煌的歌。之后我真的已经觉得要离开唱片界了。接下来就是去圆自己另外一个梦,回到台大念硕士MBA,毕业后做台湾选秀节目,接着做大陆选秀节目,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马不停蹄的过程。但是唯独我个人工作这条线有一些中断,中断到后面有一点本来是变虚线,又变得好像没有线。
上海演唱会,坦白说刚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这么快就能成真,因为我是放羊的孩子。我从2004年一直耳闻说我要在大陆开演唱会,耳闻了这么多年,直到真的进入工作状态,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是真的要发生。但最重要的意义是它算是我另外一个做音乐的起点,我可能借着演唱会,去启动我重新个人创作的欲望。

记者:你刚才说自己在创作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到了一个坎儿,但是陆陆续续地出了十张专辑,这种不想重复自己的压力,内心和外部哪个更大一些?
黄舒骏:对自己的要求远胜于外界。我相信外界并没有那么清楚地去希望我这样做,或者说不管是唱片公司立场还是市场反应,或者说有些人很真心希望我能够写出更好的东西,不管是什么理由,他们都没有像我对自己那么苛刻。对唱片公司来讲,他们最希望的是你不断复制你成功的经验,最好是每张专辑的十首歌都跟前一张卖钱的那十首歌的布局一模一样,最好每一张都有类似《恋爱症候群》这种歌,或者每张都有像《她以为她很美丽》这样调侃式的作品……但是我是没有办法去重复过去,不管是音乐形式还是歌词的内容,都希望找到非常独特的角度去完成这些作品,给自己的压力远胜于一切。我的创作后来可能接近病态或某种偏执,这种偏执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压迫到某个角落,你才有可能让那个主题发挥到极致。比如写爱情,我绝对不会写很简单的你爱我我爱你,我一定要找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几乎没有人尝试过的角度,比如说像《谈恋爱》和《男女之间》这样的歌词。我总是希望我把它写的不需要有别人再来写这个主题了,就好像是圈地为王那种想法。这个企图的个性到后来越来越困难去完成个人创作就来自这里,但每一次自我压迫后还真能出一些东西,可能是痛并快乐着吧。

记者:在你成为一个歌手之前,会向往成为一个歌手之后那种状态给你带来很好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想到进来之后发现创作是那么麻烦。
黄舒骏:我10岁开始就跟着我姐姐听西洋音乐。小时候成绩不错,又多才多艺。我的大学时代,叛逆期到来,决定不想要做原来的自己,才开始尝试有没有可能把音乐当成主业。这个尝试很意外,只是选项之一,我那时候也希望做舞台剧、写剧本、搞实验电影。只是出唱片的机会最早出现,它是横空跨出,突然天外有一只手过来把我拎走的感觉。它把我拎走之后,很快地就进入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领域。我也不是唱片公司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歌手,当时我只写了四首半的歌,他们就已经决定要让我成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后来他们真的是这样做了。我是先上车后补票。我在一个月内非常密集地写了9首歌,加上之前的四首半,选十首,就是我的第一张专辑,这个历程非常短,短到我不太记得我有没有真的渴望过做音乐、当歌星或者当创作型艺人,变得我很快就很认可我要做这件事,中间有很多痛苦过程,但如果说我能够持续如此痛苦又有新的作品出现,我会很甘于那种痛苦,因为我觉得我找到了生命中最应该做的事情。到了1995年自认为几乎是山穷水尽的状态下,才转去和别的艺人合作,他们觉得我那时候状态好极了,可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如果我这一生可以永远把平衡感做得很好的创作型艺人,那是我唯一真正想做的事情。

记者:让自己紧绷的创作神经先松弛下来去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上面,会找回自己的状态吧?
黄舒骏:其实最后的目的都是希望,到今天还是,我今天不管做任何的事情,我都一直告诉自己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要帮助我回到个人创作状态,所以我永远没有忘记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到我绕的圈子比我想象的要大了一圈,也许我原先只预期是3年,到现在是8年,没有做新专辑,以至于很多朋友都以为我离开了音乐,其实一点都没有,我真正生命的核心还是在个人创作这件事情上。

记者:写不出东西的感觉什么样?
黄舒骏:很像你故意催吐,好像要把所有东西都吐出来,然后吐不出来又继续催吐,吐到连胆汁都吐完了还要继续催吐的一种感觉。我写过自己形容这种状态的短文,就像挤牙膏,你已经觉得牙膏没了,然后你还是每天去挤它,可糟糕的是它每天还是会跑出一点点,于是你就不停地挤它,然后每天都觉得它到底是不是已经没了,但是你还是要去挤,挤到最后,你甚至要把这个皮给挖掉,然后继续在里面刮,刮到真的一点都不剩,也许到那个时候,你才会确定说没有。那时候在寻找创作的过程就很类似是这样的。有无数个夜晚我就坐在书桌前,望着书架上一堆书发呆,然后做任何可能的脑力激荡活动,比如说我能不能把第二格那本书的书名加上第五格左边那本书的书名产生我的歌名,用歌名来刺激我要写的主题,诸如此类太多莫名其妙的方法。我看佛教书,看禅宗,看科学,为了要了解对生命恐惧的最原点是什么,就去找宇宙学的书,企图从宇宙的发生去概括生命的起点。人家说欺人太甚,我是欺己太甚。

记者:那些歌大家听着都觉得挺好,不知道你那么痛苦。
黄舒骏:我们在看别人的作品,如果没有其他故事的描写,我们不知道他是经历过接近于自我毁灭的状态下去完成的。你要追求艺术上的极致,你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是相当的恐怖的,但是却一直有一个感觉,好像我能够突破这个痛苦我就能够攀到顶峰,所以才会不断自我压榨。很多大家看起来习以为常的歌词其实都是寻找非常久的,有时候卡住两个字就可以卡住我半个月,那是极度的痛苦,当然找到之后它是一个非常喜悦的过程。可是反复经历这种状态,严重影响到我真实的生活,不管是个人生活还是感情生活。我记得为了做一张专辑,有一天我突然跟女朋友讲,我要去美国一个月,她说要录音吗?我说是要写歌。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去美国,你也可以在你家里写,我说没有办法,我在这里,你在我身边我没有办法,她说我可以不来吵你嘛,我说我没有办法,当时就执意一定要完全离开原先的生活环境去做这样的事情,结果我到了美国一个月,前三个礼拜照样发呆,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也许才有一点点产出,然后就飞回来。

记者:但是整个过程你都扛过来了,很多人扛不住可能就不再去做这样的事了,看来你内心还是挺强大的。
黄舒骏:你这样形容我相当同意。我在回忆这段过程时,觉得自己的力量是占绝大多数的。如果说我是因为环境压力或者强迫的话,我就没有第二张专辑了。其实第二张专辑当时商业压力非常强大,《马不停蹄的忧伤》成功之后,公司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乘胜追击,而我自己希望能够完全不同。前两张专辑风格真的是截然不同,而这个截然不同是在公司强大的要求和压力下完成的。但是自己却在某些时候挺不住给自己的压力——要求绝对的不同。比较年轻的朋友常常会问我说关于人生、生命的感触,我到现在甚至都懒得回答,因为我会直接把我歌曲的歌词拷一段告诉他,我已经写过了,你这个感觉我写过了,太多我写过的东西。我几乎在过去的岁月里把大部分大家可以聊的话题和对生命的疑惑都在我歌曲里面说了,就是因为这样,我会觉得我自己到底还有什么样没有写过,什么没有思考过。

记者:人们常用“人文歌手”形容你,你刚才讲的这些感觉跟写论文一样。
黄舒骏:我觉得人文歌手的部分在学生时代没有那么明显,倒是到后来越来越被这样子地认为,那也主要是我后来累积的作品,就越来越多这样的倾向,比如后来写像《未来的街头》、《何德何能》《对话录》。我写歌真的蛮倾向像写论文这种态度,我是寻找主题,作为创作最优先的一个起点。很多人都会问,你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我都会说我是先有题目的,我确定我要写这些事情,我有这个题目,才开始去创作、寻找适当的文字和音乐形式。比如说我写《男女之间》,我的企图就是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需要写《男女之间》的这个事情。起因是,我看很多女性杂志,都喜欢告诉女生说男生其实怎样怎样,我看多了后就觉得好厌烦,而且绝大部分是女生的观点,你会发现在谈论男女之间的市场上,女性占大宗,女性用女性的观点去讲男女之间,很少有男性去把男女之间的事情讲清楚。那我就有这样的角度和气度说,我要写,而且我决定写完之后不用有人再写了。我在歌词里面所寻找的那种男女之间的差异跟对比,整篇没有一句是废话,都是经过自我锤炼写出来的。在音乐形式上,我用圆舞曲的形式,开头男女之间互相追求互相了解还没有熟悉还没有真正合得来时,就像这首歌刚开始很多音符是会弹错的一样,等到那个女生过来跟那个男生说我帮你弹,一人弹左手一人弹右手,从开始有点踉踉跄跄,一直进入到后来琴瑟和鸣,变成一场华丽的圆舞曲。一直唱到最后。又突然在最后一个音弹错,其实也是某一种恋爱症候群的形式,到最后又开始分叉了。我一直希望做到的就是企图音乐跟歌词都是有意义的,它不只是让这个词加一点旋律让它不要那么无聊。虽然很多人对我的定位会专注在我的歌词上,但我并没有忽略音乐或者说旋律的创造,就像《改变1995》,每一个片断配器都跟歌词息息相关。我企图在一首歌里面做到几乎像电影的影像一样,影声文字都是有着关联的意义,这就是我为什么每写一首歌都花这么长的时间的原因。

记者:台湾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很完整,也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这种人文环境在过去很明显,出来像你、罗大佑、李寿全、李宗盛一批这样的人文色彩很浓的创作者,写的是流行音乐,表达出来的已经超出了流行音乐本身。
黄舒骏: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有种很特别的地方,这种特别也是我接触到大陆朋友之后才开始发现,我们在同一个时代,因为环境不同,区别截然不同。这个区别是我们接触到很多属于中华文化或者是属于文化底蕴的东西,那时候非常急切的原因是,我们一直有一个故乡在中国大陆这样强大背景之下。我们为了要不忘记这些东西的源头,所以不管是吸收知识,还是美学养成,都跟这件事情息息相关。当然这些事情后来也有被批判,很多人会说我们对大陆的了解远胜对台湾的了解,甚至有人这样批评台湾的教育。可是我不是很关心这个讨论的结论是什么,但它最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在接受以中文或者说中国历史为核心整个文化底蕴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去不了,但不能忘记它,所以整个东西有点浓缩在台湾的教育里面。但这是我们长大之后去分析它的,我们在成长学习过程中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出现,但它就出现在我念的书、我课余的活动、我想听的东西、吸收的东西之中。

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除了我们对自己这种丰富的文化学习之外,台湾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亲美的,我们对于接受美国的东西,在80%以上应该是不为过的,绝大部分我们认为的世界有八成就是美国,那当然就包含他们的流行音乐。对于我来说,我听到西洋歌曲,会有一种冲动,我能不能用自己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那种向往是存在的。当我们开始创作,对中文的了解和对西洋歌曲表达形式的了解,就融合成为后来我们在流行音乐里面表达出来的东西。很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教育使我们这些作品出现获得相当大的共鸣。当时如果只是我们创作人想这么搞,听众并没有这个需求,我们也不会存在。又碰到台湾经济发展刚好也到了一个蓬勃状态,所以这几条线放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这样的角色存在。既有文化的底蕴,又有一个市场价值,才造成这么大的回响。罗大佑、李寿全或者是我,都在商业上是成功的,才会产生这么大的散发力量到了很多人耳朵里面。我觉得这是那个时代台湾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记者:与大陆不同的是,你们当年的环境,台湾在面对外来文化并没有显得自卑,内心有一个坚硬的核,面对各种文化碰撞不会碎。而大陆在继承传统过程中断裂了很多次,文化里这个核没有,或者很小、很弱,所以大陆音乐这么多年一直找不到归属感。
黄舒骏:我们这几位出现的确是跟整个时代学习环境是有关系,虽然到最后也是少数这几个人而已,但至少在台湾,这群人是可以存在而且的确有他们的影响力,我们在创作时都没有想到我们有如何的独特的条件才可以做出这件事情,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用我的方式,我的方式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我听了这么多喜欢的西洋歌曲,年轻时会觉得他们好棒,可是当我开始做音乐,我不会用他们好棒来想这件事情,而是我如何把他们的东西转化为用我自己的语言和音乐也可以做出来相同分量的东西。形式上我们没有办法摆脱西洋音乐已经创造出来的类型,我们当时在创作中并没有停留在这种辨证中太久,我们真的就去实践、就去做了。

记者:台湾流行歌曲有两个主题写得很好,一个是乡愁,一个是青春。一旦你们拿这两个话题表达的时候,那种内在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的。
黄舒骏:你刚才讲到乡愁我就稍微想了一下台湾人的乡愁是什么,他身上还有两种乡愁意义,第一个是以台湾这个岛本身来讲,台湾就是这么一个小岛,所以从高雄到台北就是一件大事,虽然他只是四个小时的车程。但是当时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台北奋斗,光是这一点就是非常大的乡愁,这就是罗大佑在《鹿港小镇》里面描述的,鹿港其实是在中部的某个地区,还不到高雄。以大陆来看它就是短的不得了的一个距离有什么好乡愁的,但是它就能创造这么大的共鸣。所以一个人时空的感受是根据他成长的地方,因为这地方本身就很小,所以他在里面实际上是自我完成了一种乡愁感。第二个乡愁感就是从1949年国民党政府带了一批人到台湾来,这些人在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地方竟然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大半辈子。这两件事情对台湾人来讲都是记忆非常深刻的,不管你只是一个生长环境,还是一个大时代的变局,大家对这样的乡愁感触是一个共鸣,或者说很容易引起共鸣的话题。

青春这部分在我的歌曲里其实也常常都触及,从不管用什么形式,我的形式当然我有点特别,就是不要变老,不要变老就是希望自己永远年轻的一种不同的说法,这是我的习惯,我不会说我希望青春永驻,我希望写一首歌叫《不要变老》,用什么样的角度,我希望用希望我的爱人不要变老,用这样的角度事实上一样是在讲青春的话题。我觉得这两件事的确是在创作主题上很容易得到共鸣的,我们再透过文字去表现一个文化上的共鸣的事情,在台湾是非常自然的。

记者:你这些年也经常往返于大陆和台湾,现在台湾的音乐环境跟你们那个时代有哪些不同?两岸音乐环境有什么不一样呢?
黄舒骏: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当时引起共鸣有一个背景,就是来自于我们当时知识或文化的吸收或程度有一个共通性,这个共通性就是当时看可能是一个缺点的事情,现在回头看可能是一个优点。我们吸收的各种知识和信息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因为一致才会取得共鸣。我讲这件事情,我用这个故事用这个句子,他会感动是因为他跟我接受的是同样的教育,他跟我接受的是同样的美学,所以我们会产生共鸣。而现在的台湾,可能不只是台湾,应该是整个地球急剧变化,因为互联网的关系,分众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我们猜测现在共鸣产生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个人化的时代,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建构自己的知识系统和美学系统,甚至语言的系统。所以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共鸣是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的个人时代。

台湾那个时候所产生的共鸣传到大陆,我们事实上是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和渴望,因为内地的环境状况不同,在某个角度被压抑的时候,台湾却先开花结果,流行音乐创造了一个也许你们也想做也能做得到的事情,但是环境限制使台湾先去完成了,当你们吸收的时候会觉得台湾做的这些事情的确是有它的独特性,而且的确是让你们有感觉,这个感觉你们本来就有这个需求的,只是在这个环境中没有被满足。当然你们也有可能可以直接听西洋歌曲,可是在听西洋歌曲这个时间点上却发现台湾这些人用了共同的语言已经做了一个相当程度的转化,转化成为我们自己很自然可以听到的流行音乐,大家已经不需要再直接去向西洋歌曲里面吸取像我们这一代获得的这些东西,大陆通过台湾流行音乐得到自己原先渴望的一些回响,这是两边一些环境的差异所造成的。

即使今天的台湾要找到一个多数的共鸣也非常困难,台湾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闹非常嘈杂但是又听不到声音的地方,每个人都在讲,但是你却听不到大家在讲什么,完全在消费一种激烈的言论到漫无目的的地步。所以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大家共同的渴望。台湾现在是有点让我看不懂,我看不懂台湾现在的言论市场或者创意市场,我没有办法看懂大家希望我们现在走到一个什么境界,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台湾的谈话节目好精彩,居然什么话都能讲,什么人都能骂,觉得好过瘾,可是身为台湾的人特别对我来讲,我觉得现在整个台湾都是噪音,反倒是我们过去在流行音乐里面留下的东西相对是还蛮清晰有价值的。

记者:你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大气科学,是像诸葛亮观天象一样,靠着各种各样的数据来分析天气变化、气候变化,那么现在让你来说说整个这个华语音乐上空的大气状况?
黄舒骏:我让你看一个图(拿出手机),这个图叫做罗伦兹图,罗伦兹就是发明“蝴蝶效应”理论那位科学家。我在大气科学学的什么都忘了,我现在的公司就叫做“蝴蝶效应”,好美的一个效应。我取其“蝴蝶效应”的意义引申为我自己在台湾做音乐,从最早我一个人躲在我和同学分租的自己房间,在一个小桌子上写出《未央歌》《马不停蹄的忧伤》,我完全没有预期到一首歌现在会带领我走遍整个华人世界,都跟那个小桌子有关系,这就是一种蝴蝶效应。现在整个华语歌坛气氛如何,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相互冲击的环境,但现在乱流太多,没有人真正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我甚至怀疑,我有个想象,我不知道有没有学者专家研究过,当唐诗转变到宋词的这个中间过程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到底人们在写什么东西,它历史有多长。我现在非常怀疑的就是这三十多年间,是不是把第一阶段流行音乐界重要的模式已经做完了,现在是一个这个模式的尾端,另外一个模式大家还不知道是什么。我在90年代每一件事情都有我可能是第一人、可能是开拓者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找不到大家最需要什么而我可以去创造出来,相当于一个过渡的阶段。我没有办法断定但是我只是强烈怀疑是不是现在华语流行音乐走到了一个交界处,而即将要出现的东西我们尚且未知,不知道那个形式是什么。如果真是那样,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真的要比我们想象得更加努力,他才有可能创造新东西。

记者:现在网络的普及,网络对音乐的传播导致创作者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状态下,创作者该怎么办?
黄舒骏:我们曾经在过去累积了那么多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你会发现现在一年之中能出现大家琅琅上口、耳熟能详的歌的质和量都不断在下降,过去在以台湾为出发点的华语流行音乐圈,每年产生出几十首这种歌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每一个有效的艺人或者走红艺人,他的主打歌好像很自然、很宿命必须成为华语世界KTV里面都会点出来唱的流行歌曲。但这个数字不断的下降,它会不会在有一天真的就再也没有一首歌是大家都能够共同喜欢、共同唱的歌曲了?于是大家就没有共同的记忆了?在音乐界,创作者一直在面临这个非常茫然的未来,因为他们看不到他们自己,如果有个跟我当年一样的年轻人,他也在自己的小房间小桌子上写一首歌的时候,他能够知道他写这首歌到底要干嘛吗?他跟我的时空不太一样。所以他能够产生蝴蝶效应的机会可能比我要小很多,这是我怀疑的。但是我最终怀疑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提醒现在正在创作的人,真的要比以前更加努力,除了个人创作的努力,可能还有一种集体意识的努力。就是你要集体去创造一种创作者与接受者所能形成的一个共鸣方式,这个方式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事情超出我原先的预期和想象。

记者:我们在谈论罗大佑、崔健这样两岸比较有标志性的人物的时候,都会说这是一个在集体主义年代里出现的个性主义,在今天一个完全都是个性主义的年代里,反而出不来个性主义。
黄舒骏:我也参与过电视选秀或唱片公司找新人的活动,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很有自信。那你问他自信的理由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回答,可是他还是坚信自己很有自信,坚信自己很有个性,非常有个人的风格。那你再问他你的风格是什么?他又答不出来。也就是说——个人、个性、自信变成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可却是一个没有内涵的形容词。在我们那个时代会有一个共识作为基础,基于这个共识,我达到了哪一个局面,于是我证明我是一个很有个人风格或很有个性的人。而现在的环境就是分众过度,所以当他自认为不管什么理由他很有自信很有个性的时候,他却没有办法传递出这个东西让另一个人知道。所以到最后只能变成个人而不是个性。他只懂自己,他并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懂我所了解的。在流行音乐有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共鸣”,换成商业的语言叫做销售量,以前是有很清楚的彼此互相关联,你得到共鸣就是得到销售量,现在你会发现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得到销售量,你连你有没有得到共鸣都很难确定,点击率到底代表什么?它是一个免费的世界,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它里面的质量你就会产生一些怀疑了。你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产生的,没有一个真实的数字去支持你,来证明我的确得到这样的共鸣。所以现在自我了解以及对周遭了解虽然信息是如此的公开。可是在某一个层面上,它却比以前更加的模糊,更不能确定。

记者:在这种环境下,你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黄舒骏: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一方面会非常感伤或者感慨曾经经历过的一个环境,到现在实质上是在消失。不管大家用什么形式努力挣扎,我是愿意提早宣布或者说宣判我们经历过的美好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很积极朝下一个时代走。我参与在网络上的活动或者互相沟通的过程,是相当投入。而我一直也在研究了解,如果我希望我的创作得到可信的共鸣,应该是透过什么样的途径。这件事我并没有因为我是属于上一代,经历过上一代那种环境的人,而不愿意或者胆怯去接触新时代。如果过去20年是一个阶段的话,我经历过那一个20年,可以打一个包了。从今年开始,这是我新时代的第一年,通过这个演唱会所触发的一个新的创作,都有可能变成新环境的起点。我愿意用一个比较积极进取的态度去让自己的作品在难以避免的互联网环境里很勇敢地去接受大家的检验,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我接下来第一步会以互联网这样一个关系去进行我下一步的创作。

记者:那怎么去创作,然后体现你的价值?
黄舒骏:我对这个事情看法是一个价值链重新解构后的组合。我猜测一下它的可能性,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当年我做音乐的环境,我使用的录音室,在台湾平均成本1000-1500万人民币,我那时要付出的代价大概是一个小时1000-1500元人民币才能够录音。我那时候是面对这样的成本,以及那时候的市场。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到任何一个人,只要合法购买软件,他可以用一万块这样成本,完成他所有录音所需。成本差距已经很大了。实际上我经历过的时代就是这样的差距,互联网时代,即使在直接收入跟当年不可比,那我要反过来问,除了这个环境之外,我们目前有没有第二个可以很确定自己得到多少的共鸣的可信的途径?原先有的已经摧毁了,实体唱片行已经几乎消失殆尽。销售数字已经不是一件可以拿来做参考的事情,透过互联网互相了解得到共鸣的某些参考数据,你也可以大概了解你自己创作是在什么位置,而最后应该是回到现场演出去得到最后落实。即使是互联网这么发达的一个时代,他也愿意花钱,去听你做一个表演,这是可信的。

记者:美国互联网很发达,流行音乐也很发达,年轻人也很活跃,他们在面对互联网冲击的时候,音乐产业也在衰退。
黄舒骏:我研究过,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刚好讲到这件事情,这个产业受创的程度为什么有比例上的不同?因为过去在西方,一个音乐人或者一个作品,它事实上的收入是三部分:唱片销售量、现场演唱会票房、公开播放的版税,行之有名。即使他们唱片销售彻底被摧毁,成为零,受创也是三分之一。而华人音乐圈过去基本上只有一个支柱,那就是唱片销售,我们并没有演唱会的票房收入,也没有公开播放的版税,这两个体系都还没有建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过互联网袭击之后,会产生几乎大灭绝的结果,因为我们只有一根支柱,将这根支柱消灭之后,一个新的迹象是演唱会这个领域的票房在渐渐崛起,大家付费去听演唱会的风气基本上是还有发展的可能,所以就有一丝希望。第二根支柱,就是公开播放的版税,这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我认为演唱会是华人音乐可以寄望的一条路,可以去期盼它能够在你有生之年或者有限的青春能够做音乐时代得到回馈的地方。

记者:不管是西方还是华语地区,在一个唱片工业的时代,有宣传、有企划、有推广,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它造成的影响可以带来票房,一个刚刚出道的歌手,可能创作成本很低,但是,推广还有成本,没有影响力,开演唱会无法像你们这一代保证票房。
黄舒骏:我想给他们一点点希望,是我也有一些观察,过去我们可能会说,当我唱片销售是百万张的时候,我会有资格开一个3万人的演唱会。但是我发现现在分众时代,在互联网上有这种可能,如果你有3万个非常紧密的非常注意听你音乐的人,你就有机会办一场一万人的演唱会,互联网让相互关系变得非常紧密,超乎我们想象。这个数字上的差异变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新一代不用为你们再也不可能出现百万专辑而感到太忧伤,互联网时代是可以做到非常个人的行销沟通的。所以当我建立了像你这样的一个共鸣者,应该说命中率是相当高的。以前我们会让一个人来听我演唱会的命中率可能是1%,现在很可能命中率会高达五成,甚至七成。我们可以从陈绮贞的个案得到一个启发,她的唱片销售不值得一提,从来没有产生过巨量,但是以她的唱片销售量,竟然可以支撑她开演唱会。这是给新一代人的新启发,你也许绝对销量不需要到达那么高,但是如果你愿意非常诚恳地非常持续的去经营跟听众之间的直接沟通,那就会产生一个有效的经济规模,那就会让音乐人得到生存的一条路。

记者:你的演唱会有别于其他人,这次上海演唱会打算怎么玩?
黄舒骏:我希望我的演唱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演唱会虽然就是这三个字,可是它的表现方式千变万化,我们看过像迈克尔·杰克逊8万人演唱会,全场他从头跳到尾;我们也看过斯汀在台湾的3000人演唱会,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花俏的环节,就是一首接一首地唱,把演唱会做到极致。我这次对自己演唱会的界定在于,第一我非常诚恳地把我的歌曲唱好;第二我希望能在这次演唱会中特别凸显我的歌词部分。有件事对我有启发,1991年第一次去美国做我的《何德何能》的专辑,在飞机上的报纸看到一个消息,美国歌手卢·里德刚办完一场在旧金山他的歌词朗诵会,竟然来了6000人,只是听他歌词的朗诵。我那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歌词力量可以强大到这个地步,所以我在这次演唱会要尝试一下。

带三个表 @ 2009-04-27 14:33:17 分类: 未分类

邮箱里每天都有新邮件,提供的图案效果也越来越好,前段时间太忙,一直没有回复邮件,今天抽空回了一批,基本是图案还需要改进的设计。前些天让一个小朋友改图案,把人家弄抓狂了,先后改了好几十稿,我都不满意。后来这位小朋友干脆出去旅行了。

希望收到邮件的同学能及时跟我联系,把你的手机、SMN或者QQ号码告诉我,以便及时沟通。提供图案的同学,也把你们的常用联系方式告诉我。还是要叮嘱大家一句,你们不是给我设计,是给所有人设计,不用考虑我的偏好。当你走在街上,对面过来一个人,你能不能用一秒钟解读出对方胸前的图案?或者,能让你专注去看对方胸前的图案,是因为什么(盯着人家胸部突起的除外)?

设计图案请发到teeeeshirt@gmail.com
《牛逼啊,A cup》,设计/shaw407

带三个表 @ 2009-04-27 0:32:44 分类: 杂谈

我跟陆川不熟悉,在被邀请看《南京,南京》之前,我只见过他一面,俩人如果在街上碰面,属于互相认不出来的那种熟悉程度。我是较早看到这部电影的媒体人之一,主要是我的同事马戎戎被发往拉萨作西藏专题,没有人做电影了,我临时客串采访了一次陆川。

就像我还经常看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一样,国产电影我也看。有个傻逼会说,连中国足球你还看啊?是的,当你们都不看的时候我就看,你们都看的时候我也看,至于原因,因为你可以通过任何东西来了解中国,别以为你是中国人就很了解中国,随便说出一个地名你未必就知道在哪个省。

其实我们已经很不了解中国了,这三十年是我们洗礼的三十年,又幸福又痛苦。我们知道的外国的东西比知道自己的东西多出去很多,可是如果你连自己的东西都不知道,知道那些外国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呢。我一直觉得,那些真正牛逼的人,都是贯通中外的。

我看完《南京》之后觉得挺震撼,当时王丹同学问我什么时候可以采访陆川,其实当时就可以,那一周我有大把的时间,但我跟陆川说,我这周太忙,下周吧。我这么说是想回去好好消化一下,我跟陆川说:“片子信息量很大,每5秒钟的镜头就需要你看半本书。”我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了解不多,跟很多人一样,没有经历过战争、苦难、恐怖、死亡,但有些东西是相通的。所以,过了四天之后我才联系采访陆川。我对电影本身没什么想问的,我想知道的是电影之外的东西。任何艺术一旦你纠缠进去,都有瑕疵,没有完美的,如果你仅仅停留在一个瑕疵层面上,那你干吗还要关注它呢,拣芝麻丢西瓜的人从来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我们现在的评论都是看完之后的直觉反应是先挑毛病,不然显不出自己的水平,其实挑毛病的水平是最低级的。为什么呢?关键在“挑”上。一部作品如果毛病很多,世人皆知,那它也没有“挑”一说了;如果一部作品瑕瑜互见,那也得看到整体情况,这是评论的规则。现在人们话语权强大了,随便说什么都可以,因为不用负责任。于是人们都习惯看到一棵树上有一片枯黄的叶子便看不到郁郁葱葱,便嚷嚷秋天到了。

另外一点,人们有一种意识,国产电影没有外国电影好看,所以,看国产电影批评它,相对不容易失手。这种鸡巴投机心理挺没劲的。我一直说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卑感,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个幽灵一直存在。其实有时候还能出来一两部好看的国产电影,就像中国足球队有时候也能赢场球一样。

看完《南京》之后我还真想写一篇影评,想来想去还是没写,原因之一是想说得太多,就不想说了;原因之二就是如果我写得太多,一定会有喜欢拿钱的傻逼说我拿了人家多少钱;原因之三是我做了一篇陆川的采访,觉得他说的比我说的更明白,我就不用说了。

后来就有很多人找我,让我上电视谈《南京》,我都拒绝了,老子说了八百遍不上电视,怎么就有人不死心呢。还有电视台让我做《南京》节目策划,除了杨澜的节目我去过(就是为了见到我年轻时的偶像),其他节目我都拒绝了,我觉得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

这几天总能接到一些人给我写的邮件,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都正常,因为没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非要让你说好或者不好,但是现在人们都喜欢表态。有些人是因为没有看懂跑我这里抱怨,大概是没有我描述的那样让他觉得满意。看电影不是让你作判断题,不是只有好和不好两个答案。

我想告诉这类人: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战争,你可以想象一下战争;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苦难,你可以想象一下苦难;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屠杀,你可以想象一下屠杀;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恐惧,你可以想象一下恐惧;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死亡,可以想象一下死亡……电影是一个让你想象的艺术。如果你不懂用这个功能,上来就想看到你所希望的结果,那跟一头猪看到一堆猪食有什么区别呢?(这句话适合所有怀疑人生寻找终极答案的人)

带三个表 @ 2009-04-26 17:06:38 分类: 挨个祸害

今天上午去参加了一个婚礼,我应该算娘家人。因为新娘子曾经在DV《你丫真狠》里面扮演过一个角色,叫欧小兰,新郎官长得像濮存昕、佟大为和阎维文三者的混合体。婚礼热烈而轻松,我偷拍了几张照片。经当事人许可,告示于众。

(当年他们俩……)


(然后就……)


(新娘子发表感言)


(交换戒指)


(接下来就……)


(杜蕾斯温馨提示:请勿酒后受孕)

带三个表 @ 2009-04-25 4:16:24 分类: 闲扯

★成都人请我吃饭,菜都端上来了,一定都要问一句:你能吃辣么?这好比你把一个女孩脱光了,抱上床,然后问人家:你愿意跟我上床吗?
★来过几次成都,但仍然不会说成都话,也听不懂成都话。但我能分清说话的是否是成都人。今天一个出租司机跟我说话,我说他不是成都人,他说是。我说他说话有山东口音,他说在潍坊当过兵。
★我是一个出行必须靠东西南北来判断方位的人,靠前后左右一定就会把自己走丢。成都的城市布局比较八卦,出门只能靠头顶上的太阳来判断东西南北。可成都很少有太阳,只能靠记忆。为了不使自己走丢,出门拐弯的时候,看到有一个门脸,上面写着“廖记棒棒鸡”,记住后就知道,再看到这个门脸,就能找回住的酒店了。想回酒店的时候,走了一个下午也没走回去。后来成都的朋友告诉我,这个门脸跟成都的美女一样多。
★成都很暖和,很多姑娘穿的都很少,捂了一冬天的皮肤,显得格外白晰。虽然成都是一个没有太阳的城市,但走在街上,还是被晃得睁不开眼。
★成都是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出租车的省会城市,什么时候成都有出租车了,我就到成都定居。
★成都是一个水资源极其丰富的城市,每天洗澡,要把热水开关拧开后10分钟才会有热水流出来。
★成都人皮肤都特好,跟重庆一样,根本不需要化妆品。偶尔能看到一个女孩化妆,显得特不自然。化妆最不自然的是我们东北女孩,在东北城市的街道,你看到到处都是化浓妆的女孩,还没有夜上,她就浓妆。东北女孩相对皮肤比较黑,色素沉积较多,因为日照充足,这也是东北大米比四川大米好吃的原因。但有时东北女孩为了遮掩一些脸部瑕疵,不惜重装,脸颈之间,泾渭分明。当她们打你对面走过来,你恍惚间觉得满东北的大街上走的都是迈克尔·杰克逊。

带三个表 @ 2009-04-24 5:05:08 分类: 杂谈

韩寒在博客上说托朋友开了一个淘宝店,卖一些签名版本的书,和自己的新书预定。以前跟老六吃饭,他也常常提起,如果网络营销做得好,可以放弃传统销售渠道。《读库》是双月刊,连续性很强,读者忠诚度高。而且,目前传统销售渠道的操作和体制问题,在网络时代日趋显露出来了。假如一本书是由出版社出版的,码洋的算法一定要加上出版社的成本,如果定价是20元一本,做书的人都知道,这20元里有多少是出版社的成本,出版社的成本摊到了读者手里。如果实行网络垂直营销,可能定价也就是15元。假如通过网店(淘宝或网络书店)销售,还可以让利到定价10元,即便如此,作者拿到的利润也比出版社给的版税高。实际上,作者之前支出的费用也就是纸张钱和印刷费钱。我出过书,知道这笔支出并不多,但凡买过书号自己出书的人,也都知道多少钱,你可以先征订,然后再印刷。基本上根据征订的数量就知道自己的利润是多少了。

像韩寒这样的畅销书作者,在今天真的已经不需要书商或者出版社了,甚至到将来,出版社除了印一点学习三个代表材料之外,根本不用印什么书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也会慢慢改变,到时候只要到一个叫comingsoonnewbook.com的网站查阅一下最近要上网的新书(可以附上新书简介和部分内容在线阅读),点击订购,就行了。

我认为,最有可能先走一步的是畅销书作家,他们完全可以摆脱书商的扒皮,至少可以让定价降一档,让读者的消费成本降低一些,以后也没什么版税一说,卖掉的书除了上一点税和必要的支出之外,都是自己的。

一般作家的版税在10%左右,定价20元,如果印50万册,版税100万。一本定价20元的书纯成本可能只有3元,如果垂直销售定价10元,一本书的利润是7元,50万册,就是350万。你就算拿出50万的宣传费等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还剩下300万。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结果,数字上会有些出入,我只是举一个不太精确的例子。毕竟目前还不可能所有喜欢看书的人都习惯通过网络购买,这就像我的DV在网上有上千万人点击观看,但放到电影院里不见得有同样多的人看一样。但是这种消费方式已经越来越被人接受,至少韩寒这个级别的作者完全可以把书商或出版社抛开,自己营销。

传统书店的营销方式萎缩是必然的,它将来可能直接从作者手里进货,或者说,出版社将来的职能可能会发生改变,从原来承担风险比较多,到将来比较小,利润从多变少,变成一个代理环节,使图书整体定价降下来。书店的利润可能不变,但更多的利润会回到作者的手里。

有些数字可能不准确,对出版印刷比较在行的同学,可以更详细分析一下。

带三个表 @ 2009-04-24 3:54:12 分类: 闲扯

大半夜的刘苏老师修理我。

刘老师:奶奶的,把你扔一孤岛上,只有一大母猩猩,一年以后我去接你,你怀里抱着小猩猩。含泪跟大母猩猩告别。
我:有可能。
刘老师:母猩猩说,孩子归我,我有优先监护权。
我:你说我和大母猩猩生出来的是不是会是金刚?
刘老师:不,蝙蝠侠。
我:这变异得也太厉害了,土摩托一定认为没有科学依据。
刘老师:金刚有恋母情结,蝙蝠侠才恋父。
我:还好不是蜘蛛侠。
刘老师:离岛后,侬写了一篇自传体小说:《她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