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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 八月

不许联想

珍爱生命,远离博客

2015年8月的日志

带三个表 @ 2015-08-26 2:26:45 分类: 挨个祸害

整整在一年前,我第一次去锤子公司,回来后,我写过一篇《见老罗》。我没有在文中说见老罗的目的,有人猜测,可能是我想拍电影,找老罗赞助或让他出演床。

之后我又去了四五次锤子公司,每次去都是为了一件事:做T恤衫。

去年8月,我接到老罗电话,他问我:“你现在还做T恤衫吗?我打算做一批。”其实我已经好几年没做了,这期间我一直跟合伙人在分析研究调查,下一步该怎么做T恤。之前做T恤衫,我想得比较简单,不就是把衣服放在那里把图案印上去吗。我猜有很多想做T恤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可是真做起来,才发现,这里的水太深了,还是先学会游泳吧。

很多人时不时问我,你还做T恤衫吗?这个问题我只能在心里回答:将来一定会做,但是必须把一切问题都解决才能动手。一件T恤衫看似简单,但其中涉及到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它最终的品质。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工厂的生产环节,单从衣服本身是看不出问题的。我的合伙人蚂蚁一直在跟最前沿的生产线打交道,他花了十年的时间,交了不少学费,总算搞明白了。

老罗的电话打的真是时候,正好我们把生产链上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告诉他:“做啊!”

我平时没啥爱好,T恤衫是我少有的爱好之一,这主要是过去听摇滚乐的经历让我慢慢对T恤产生了兴趣。我和合伙人蚂蚁可能是少有的不把T恤当衣服来看的,我始终认为T恤是一个人肉街头移动广告牌子。走在街上,对面过来一个姑娘,别人都喜欢看脸蛋和大腿,我偏偏喜欢看T恤的图案。

第二次见老罗,我们带去了五六件样衫,这些样衫的面料质地从高到低,印花方式也不一样。老罗一眼就看上了那件最好的:“我要这个面料的,因为它摸起来像我的脸蛋蛋一样软软的。”

我问他为什么要做T恤衫?老罗笑嘻嘻没回答。我意识到这是明知故问,他很清楚一件T恤衫和一部锤子手机之间的关系——他也有过听摇滚的岁月。我开始想象,有一天老罗搞一场个人演唱会,他的粉丝都穿着锤子T恤,坐在下面,老罗非乐哭不可!

但是,凡事就怕但是,你们都知道老罗是一个很挑剔的人。这差点把我们折腾死。从今年五月开始,我们正式进入染色、打版、打样阶段,每次样品做出来,送到老罗面前,老罗都不满意,他像三八线上韩国工兵探地雷一样,小心仔细地打量每一个细节:“我觉得这个白色不对,我不要这种白。”“那你要哪一种?”“我要晴朗的夜空月光洒在处子面颊上的那种白。”“罗老师,您能从色卡上选一个颜色吗?”“我不要色卡上的那些颜色!”

要求传达到工厂的染色工程师那里,工程师听完后,到老板那里办了辞职手续。

我们终于染出了“月光处子白”,做出了第一批成衣,但是老罗又提出了新要求:“我怎么感觉衣服有点长呢,能缩短2厘米吗?”“罗老师,这是标准尺码,符合亚洲人的身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以我的目测,它肯定长了。”

就这样,我们剪掉了2厘米。老罗拿着成衣,又皱起了眉:“有点短。能不能再长一点?”“罗老师,您不能眼睛跟松紧带一样,工厂的工人都……要不是这个国家不许公民罢工,他们……”

老罗拿出尺子,量了半天:“我算出来了,再增加0.764厘米。”“罗老师,这个很难做到,因为每件衣服做出来都会有细微的缩水,国标的范围是……”“我不能跟别人做的一样!就这样吧。”

我始终不知道,这个0.764到底是他怎么算出来的,是从哪里到哪里的黄金分割点。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按照他的标准做出了成衣,然后那给老罗看。老罗拿出尺子,量了半天,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

我们也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

“但是……”老罗收敛了笑容,“这个logo的位置有点太靠上了。”

这回我们有经验了,为了防止他的眼睛再次变成松紧带,我们要把他所有的需求问清楚,我说:

“再往上一点?”

“不,再往下一点。”

“再往左一点?”

“不,再往右一点。”

“你是刚刚读完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吗?”

“难道T恤衫穿起来、看上去不能再舒服一些吗?”

以前,我们说老罗叫史蒂夫·罗布斯,现在他还应该叫詹尼·罗思哲、乔治·罗玛尼、罗衣裤、罗印良品……

为了防止老罗再出妖蛾子,我们让他把能想到的需求都说一个遍,记在小本本上,这才放心地离开锤子科技。如果他胆敢再提出非分要求,我就跟他绝交。

就在我们准备上车,回家吃饭的时候,老罗从楼上跑了下来,叫住了我们。

“我忘了问了,尺码都有哪些?”

“S、M、L、XL、XXL。之前不是确定了吗?”

“那个……你看,我作为锤子科技的创办人,做一回T恤衫,我怎么也得穿一件吧,”说完,老罗红着脸,地低下了头,“你们能不能做一个XXXXXL尺码的?”天生娇羞啊!

这个富有情怀的要求,我觉得是最不过分的。

————–片尾广告—————

我们现在除了伺候老罗,还在为其他人生产T恤衫,如果你是一家企业、一个品牌、一个网站、一个演员、一个歌手、一支乐队、一个电影制片方、一个出版社、一个……也许你想过印制一批T恤衫作为商品销售或赠品发放,来拓展你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但是你可能钱花了,人力物力也投进去了,却没达到很好的效果。你的消费者(粉丝)并不满意手里那件T恤衫的质量。现在我们可以帮助你来完成这些繁琐的事情,包括提供市场营销上的策划。能满足老罗这个挑剔的客户,相信你不在话下。

还犹豫什么,发邮件吧!dundee(at)126.com

带三个表 @ 2015-08-20 22:38:02 分类: 杂谈

我弟弟开了一家网店,专门卖吉他。
店名叫《挪威森林吉他坞》。有兴趣的同学不妨去看看。
我弟弟的服务态度比我好。

带三个表 @ 2015-08-20 16:05:20 分类: 说书

《杂草的故事》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看的时候勾起我很多记忆。

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想这本科普书属于自己闲来无事边翻看边长知识的那一类读物。但真的看下去,才发现不是,它是一本充满温情和诗意的书,作者理查德·梅比饱蘸深情,为杂草翻案,字里行间流露着希望人类善待杂草的情怀。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他从植物学、生态学、考古学、进化学、人文学、文学、艺术、历史等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有趣的杂草世界。他没有什么说教,也不像《寂静的春天》那样带有强烈的批判性,他娓娓道来,讲述每一种杂草背后的故事。那些看起来普通、随处可见的杂草在梅比的笔下都变成了传奇。

由于书里面提到很多杂草的名字,所以我会经常停下,上网搜索——它长什么样,什么科种,以便加深一下印象。结果,书里提到的杂草,大都是我的老相识,只是叫法不同。这些杂草几乎是伴着我度过童年的,比如车前子,它好像永远长在路边,只有在不断被人践踏后方显其顽强生命力。还有藜,过去我一直误以为藜就是蒺藜,原来它就是长在我家菜园子里永远铲不完的灰灰菜,它有一股难闻的腥味儿。在很多地方,人们把它当成野菜。我一直是用它喂猪,当它长到一尺多高,我会把它割下来放进锅里煮熟,然后给猪吃。还有牛蒡,以前总见过它的名字,原来也是长在我家房前屋后的东西。它和苍耳有点像,种子外面包了一层有弹性的倒钩,我家里那条大黄狗,身上总是挂满了苍耳、牛蒡的种子,想把它从身上摘下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只能用剪子剪下来。对于喜爱干净的猫来说,如果它身上有异物,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会想方设法将杂物清除掉。我喜欢把牛蒡的种子团在一起,粘在猫身上,然后看它如何抓狂地甩掉这团影响它美观的东西。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把牛蒡偷偷挂在别人的身上……

但是我只知道用牛蒡的种子搞恶作剧,而一个叫乔治·德梅斯特拉尔的瑞士工程师受到牛蒡的启发,发明了尼龙搭扣——一面是环一面是钩,粘上后,用力一撕,会刺啦一声。你的某一款包一定用过这种尼龙搭扣。

你一定听说过美国有一种乡村音乐叫“蓝草音乐”吧,它为什么叫“蓝草音乐”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音乐词汇也曾疑虑过,都是青草绿草,咋还有蓝草?我看过的音乐书里面从来没有人解释过为何用“蓝草”来命名肯塔基州地区的乡村音乐,终于,《杂草的故事》里给出了详细答案。一切都跟一种叫“草地早熟禾”的杂草有关。

草地早熟禾生长在英国,在英国它并不起眼儿,也没人想过用它来干什么。但是到了美国,它开始疯长,美国人开始把它当作饲料来大面积种植。草地早熟禾会开一种淡蓝色的花,远远望去,像一片蓝色薄雾。这种感觉似乎很契合肯塔基州人的气质,因而这里的乡村音乐便以“蓝草”命名。

有一年我去挪威,他们带我去北纬72度的一个山谷里。导游介绍说,这个山谷有很多不一样的植被,在挪威都很少见,我一听就兴奋起来。当我们进入山谷,一路上,各种奇奇怪怪的植物真的让我开了眼。但我不得不说,有很多植物,都在我老家的山上见过。他乡遇故知,让我路上又多了一分乡愁。

这些杂草是从我老家移民到挪威还是从挪威移民到我老家?那是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它们八仙过海,用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传播繁衍,只要条件合适,就能活下来。

《杂草的故事》里提到一种杂草——丹麦岩荠。它是一种生长在海边含盐的土壤中的植物,但是你会在伦敦或是一些城市的街边看到它的身影。原因就是城市在冬天下雪时要使用大量的盐做融雪剂,这给了岩荠可乘之机,盐成了它农转非的户口本。

这让我想起家里养的一些花花草草了。有一天,我发现花盆里长出一株酢浆草(三叶心形草),我没留意这株草,但是后来它长满了整个花盆,它的种子成熟后,外面的壳会炸开,把种子弹出去,我观察了一下,它可以弹出两米远,一米高,地上、墙上、玻璃上,都沾满酢浆草的种子。后来,酢浆草成功地移民到其他附近的花盆中。可能没有人知道酢浆草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百慕大毛茛,它是地球上最泛滥的杂草。

我开始琢磨,这小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花盆里的土都是从花卉市场买来的,大都经过一系列处理,比如高温处理(为了杀死虫卵),很多种子在这道处理过程中壮烈牺牲。所以,买来的花土里夹杂一颗幸运的酢浆草种子的可能性极小。我想起来了,以前去郊外玩,总会挖回来一些土,掺在花土里,极有可能是这么带回来的。这些混合在各个花盆里的“郊外土”也许还夹杂着蚯蚓、虫卵或其他植物的种子。果然,到了夏天,开始闹蚜虫、红蜘蛛,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小草开始从盆里冒芽……

杂草崇尚生命和自由。

(酢浆草)

(藜)

(牛蒡)

如何给杂草定义?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前,没有杂草一说,所有植物都是平等的。自从人类主宰世界,在自然界划分出疆界,培育出各种赖以生存的农作物之后,杂草就被定义了。今天,除了农作物和其他有经济价值(可食、可入药、可观赏、可用于工业原料等)的植物外,都可以归到杂草。而且杂草的分类和定义也根据人类的认知和需求不断改变,有些植物,过去有价值,后来逐渐失去价值,变成了杂草;有些则是因为其经济价值逐渐被发现利用,变成经济作物。说得难听一点,杂草就是人类这种势利眼不断地在与大自然碰瓷的过程中被认定侵犯他们利益的无辜受害者。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才会有杂草。在《杂草的故事》里,作者定义为“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

所以,在地球的主宰者眼里,杂草是卑微、渺小、杂乱、碍事、无用、丑陋不堪的低等植物,它总是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让人类不得不挖空心思除掉它,甚至发明用除草剂这种极端的方式消灭掉它。可事实正如那句古诗所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正是因为它卑微渺小,跟人类没有议价权,所以它们必须具备强大的生命力,保持机会主义者的机智,才能生存下来。

我查过一些杂草的书,里面都会有关于杂草危害的论述,以及如何除掉它们的方法。人类甚至用地下水、土地和空气污染为代价,试图消灭掉杂草,结果它们并没有在这些生化武器面前退缩半步,依然健在。

我们真的要用残忍的方式对付杂草吗?这也是《杂草的故事》这本书里探讨的问题。或许,农民最恨杂草,因为它有可能让农作物减产,甚至危害农作物。由于人类改变了自然界的某些生物的习性,并为此设立了一套法则。杂草并不知道这些法则有些是针对它们的,所以还按原来的方式不知趣地往枪口上撞。事实上,地球上对人类直接有用的植物十分有限(比如玉米水稻小麦萝卜黄花梨),没用的植物基本都可以列入杂草范畴。真的消灭这些杂草,等于消灭生态链的某一环。我去云南版纳的古茶园,他们告诉我,古茶树之间的那些植物是不能除掉的,因为有了这些看似没用的植物,古茶树才不会生虫子,也就不用撒农药。台地茶和小树茶都是人工种植的,没有原始生长环境,必须要喷洒农药来遏制虫害。所以,你喝的茶叶里,除了古树茶,大概其他茶叶——龙井、铁观音、乌龙……每年都要经受农药的洗礼。在《杂草的故事》里,作者也提到了英国农民会在田间地头为杂草留出1.8米宽的杂草带,这样可以把害虫从庄稼地引到杂草带。

梅比说:“这本书的目的从不是为了探讨农民、园丁或保育工作者们在杂草控制上遇到的技术事宜,我关心的是人们在杂草控制上千差万别的动机,以及这种控制对我们与植物世界、大自然的关系有什么整体影响。”的确,即使在探讨杂草的危害,梅比也是用一种冷静的笔触,并通过大量事实告诉人们,自然界真正对人类产生危害的杂草少之又少。因为在人类活动的区域,杂草有机会肆无忌惮生长的机会非常少。

这让我想起上大学时发生的事,暑假结束,我拿着足球兴致勃勃去操场,结果眼前的景象把我震惊了,除了操场中心一小块地方还保持原来“净土”的模样,其余地方都被一米多高的蒿草侵占,远远望去,像芦苇荡。暑期学校没有人,雨水阳光充足,让这些蒿草肆意生长。我站在操场边想,这绝对是校园野合的好地方啊。但两天后,这些杂草就被收拾的片甲不留。

上中学时,一位家住北师大的同学跟我说,他们学校的外籍学生有一天手里举着一棵草,兴奋地叫道:“看,大麻!”1994年暑假,我去北师大踢球,球场周围长满杂草,我想起当年同学说的这件事,每次球出界,我都主动跑到草丛里捡球,希望像那位外籍学生一样幸运地发现一株大麻……

但是,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最终被杂草占领,顶多培养出一些杂草级的学生而已。

但这又让我想起艾伦·韦斯曼的那本《没有我们的世界》,他在书里做出了一个大胆假设,如果有一天地球上没有了人类,世界会是怎么样?他描述的没有人类的世界,文明被消融,主要通过三样东西:空气、水和植物。在人类的领地,没有一种植物对人有主动恶意,它顶多是有些任性罢了。但我们在限制它的任性过程中也有点太滥用任性了。

所以,我很欣赏梅比的态度:“我们习惯性地将杂草定义为入侵者,但准确说来它也是一个地方传承与遗产的一部分,它们是一种祖传之物,是一个历经岁月的基因库,与这个基因库相比,我们的房屋建筑都是昙花一现。杂草碍我事的时候我依旧会拔掉它们,但这只是一种随性的破坏,其中还带着对它们的敬意,而且我常常因为心头浮现的浪漫情绪而手下留情。杂草的那种怀旧感,也反映了一个人一生中与它们熟稔了多久。它们总在同一年中的某个时间出现,每一年都会出现,像那些你巴不得他们住得更远些的唠叨的亲戚。它们是草做的时钟和沙漏。对一个园丁而言,顽固守时可能是它们最恶劣的品质,但这也是一种让人心安的提醒,告诉你生活还在继续。”

我被这段文字深深打动。

然后我会想,梅比生活在英国,西方的城市人大都有条件生活在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环境中,有很多家庭都有自己的花园,城市有很多公园绿地。所以像他这样有条件去接触杂草的机会远远比我们生活在城市的人多。他热爱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仍保持一颗敬畏和怜悯之心。

亨利·梭罗写过一本《瓦尔登湖》,以今天的人眼光来看,你会觉得梭罗有点匪夷所思,城市工业化刚刚开始,他便有些受不了,回归自然。用两年的时间记录了他“原始生活”的经历。

我们既没有理查德·梅比的境界,更没有梭罗的勇气,我们对周边万物的关注更多停留在物化层面,缺少对自然界怜悯和敬畏之心。

别以为你晒出自己拍的富有文艺气息的蓝天白云或花花草草就证明你崇尚大自然了,那只是一种对自私的满足而已。你来了,你看到了,你拍下了,你晒出来了,你离开了,你其实并没有真正融入过那个世界。

我猜,如果你有机会看过这本书,当你再一次在城市的钢筋丛林中穿行时,你的目光可能会在某一个角落里长的一株不起眼的植物身上停留数秒钟,或许你会发现,我们和那株角落里的植物命运是差不多的。

带三个表 @ 2015-08-11 10:56:29 分类: 说书

又出了本书。各大网店现在接受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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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这本书的内容都是过去十几年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的采访和评论。以前曾有出版社希望把这些文字集结成书,但我心里一直很抗拒这件事,一是这十几年写的文字有多少我没统计过,估计有几百万字,一想就头大,更别说再整理一遍了,而且在电脑里放得随处都是,找起来也麻烦,有些文稿因为更换电脑可能早就丢失了;二是我从来不喜欢看我过去写的文字,当初采访过谁,什么内容,我快忘得差不多了;三是这些文字大都有时效性,时隔多年再拿出来,肯定不禁看,也有些过时,甚至有些幼稚,有些观点、看法我可能早就变了,自己看都觉得矛盾;四是这些文字当初都是为了出刊,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写就的,常常是在发稿的最后一刻才写完,有点萝卜快了不洗泥。所以,我心里最清楚:没有一篇让我满意。

之所以还要拿出来献丑,主要是编辑罗丹妮跟我说过好多次,希望能出成书,并且给我讲了诸多道理,我才有一搭无一搭找出几篇文章看看。有些文字虽然是写人,但主题大都围绕文化、艺术、娱乐、商业、受众、审美等话题展开,说来说去说的还是大众文化。这些文字记录了过去十多年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些点与面,以及中国进入商业时代后在各种规则不健全下产生的种种文化怪象和幼稚的文化消费心理。既然是记录过程,连大众文化自身都那么幼稚混乱,我在写作过程中肯定也有局限和理解上的肤浅。再看这些文字,发现时过境迁,物已不是人已全非,但是那些大众文化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我们依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在错误的地基上疯狂地生长。虽然这些文字没有从正面去探讨中国大众文化问题,但我从事记者工作这些年来,心里始终绷着“大众文化”这根弦,试图通过每一次采访来检验自己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如果说这些文字在今天还有点可读性的话,那还要感谢中国大众文化至今还没有解决的自身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过去它的大众文化都是在非商业环境下形成的,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伦理道德、世俗风情、处世哲学、人情世故……它的文化,都是出于一个目的—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生活。如果按照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对“大众文化”定义的标准,中国的大众文化过去恰恰缺少商品市场属性,它更像威廉斯形容的“生气勃勃的大杂烩,政治倾向加上大众的欣赏趣味”。正是因为大众文化商品市场属性的缺失,我们一直没有真正明白大众文化究竟是什么。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前提下,为了满足精神需求才出现的,它的目的是丰富生活内容,它的方式是精神消费。当消费关系形成,大众文化才能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人精神世界的实质—这才是大众文化的核心所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众文化的出现也仅仅几十年,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文化才和大众、商业联系在一起,才有了当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

我正好是在中国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感受和见证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身处其中,多少还有点纵横的时空感,却未必能把自己从中摘出来去审视它,仅仅是以记者的身份和角度去观察和记录文化娱乐行业里发生的事情。和别人不同的是,从做记者那天起,我始终对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感兴趣,这也是我每次采访的出发点。这些年一路采访下来,直觉是只有大众,没有文化。中国大众文化在无比繁荣的情况下缺乏文化含量和中国大众的精神世界在更加全球化的环境下缺少灵魂是“相映成趣”的。

我们在一个没有大众文化的商业基础的环境下突然开放,所有外面成熟的大众文化产品和商业模式不分主次一股脑都进来了,我们在照搬照抄的过程中,忽略了文化也需要生态环境这个重要的因素—它的形成是有主次和规律的,次序颠倒、毫无规律的话,结果一定混乱,甚至会遭到报应。即使大众文化在中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它和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一直处在两张皮的状态。最终,传统世俗的力量把本该正常发展的大众文化扭曲消解,使之变成一种没有文化内涵的大众起哄,这也从反面印证了中国人在精神需求层面上的低级。

中国有很多研究大众文化的学者,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近距离研究过中国大众文化,我感觉他们只是把西方大众文化的理论拿过来往中国的文化现象上一套就算完事儿。至少,这么多年我看到的有关中国大众文化问题的书,大都是脱离现实夸夸其谈,或者仅仅停留在表层上就事论事,没有从中国的传统观念、价值观以及从封闭到开放所形成的不正常的大众文化繁荣,再到这种繁荣导致的文化消费怪象,以及这种怪象对后来大众文化的影响—这样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大众文化问题。这些年我在采访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在理论学术研究方面都是一片空白。

这十几年,我看到的是凡是被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在中国都混乱不堪,身处其中的人,清醒者感觉无奈,投机者如鱼得水。中国大众文化一直在这个残缺的状态下无知无畏地勇往直前,胡乱拼贴,没有人也没有时间去修复那些残缺,结果当代大众文化拙劣地拼贴出一幅极度荒诞的图画—热闹、低级、扭曲、丑陋、疯狂、空虚、无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无论做什么都带着忽略过程、直奔结果的投机主义心态。大众文化建设的基础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过程,但我们仍勇敢地越过去了,颇有人定胜天的豪气。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慢慢地遭到报复—音乐完蛋了,电影在票房狂飙中丢失了灵魂,文学被文字游戏替代,戏剧表演成段子,电视节目沦落为成人版的“喜羊羊和灰太狼”……但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些。这些都是我在采访中和被采访者在探讨时常常遇到的一些无解问题。

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西方的大众文化,它有一些中国大众文化不具备的显著特征,它的大众文化产品有着严格的市场细分和不同层面的审美情趣,这让大众在消费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各取所需。即使某个层面出问题,也不会波及全部。文化产品的制造者也很清楚该向市场提供什么样的消费品,通过市场杠杆去调节文化的品种和数量。这就是为什么好莱坞电影会出现爱情片、恐怖片、灾难片、喜剧片等类型,流行音乐会出现爵士乐、摇滚乐、乡村音乐、电子音乐等不同风格。一方面是经过多年积累的商业供需经验,大众文化的提供者至少清晰地画出了商业市场和审美趣味两个维度的空间,分门别类针对不同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文化产品;另一方面,这种商业板块的形成是建立在前面的大众文化的成果和经验基础上的,它不是盲目和随意地制造,因而更科学更合理,具有文化自身的延续性。

反观中国大众文化,由于缺少这样一种商业秩序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有序进化,它制造出的大众文化产品缺少层次感和领域化,造成了十五岁和五十岁的消费者都要面对同一类大众文化产品的现状,这自然会引发审美情趣上的冲突;同时,由于开放之后中国的大众文化迅速接受了西方商业环境下形成的成熟、完善、合理的大众文化商业模式,并且在市场检验过程中立竿见影地得到了成功验证,从而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忽略文化发展的传统、逻辑和次序。结果是,没有一种大众文化产品能够持久发展下去,没有一种大众文化的积累能够对后面的大众文化提供直接的经验和帮助。这些年中国的大众文化几乎都在“另起炉灶”的状态下进行,既没有文化进化的规律,也没有正常的市场推进逻辑。

过去,我看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关于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时,感觉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显得过于狭隘。他从美学和阶级两个角度把大众文化描述成抹杀个性、推广平庸,导致大众文化产品变成千篇一律的东西;大众不假思索予以消费,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些文化产品,结果剥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反抗意识,盲目追求快感,甘心受资本主义奴役……当然,这个论调因时过境迁和人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和加深而作古。但是,如果把阿多诺的一些观点放到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氛围中,会发现他的观点掷地有声。这是为什么?说明我们虽然可以拍一部好莱坞式的商业大片,但是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商业操作的水准真的还停留在上世纪30年代。

但我还是相信即使再糟糕的大众文化氛围,也会有一些有价值的大众文化产品和人文精神逆向而生,它的光泽被喧嚣的文化杂音所埋没。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去寻找那些被埋没的东西,并记录下来,或者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中国大众文化的问题。

大概是因为自己在做记者之前已经对大众文化的规律和真相有过一些了解,一旦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反倒让我对中国的大众文化变得越来越失望,本能地想把这些经历遗忘。这就是我在重新整理这些文字时,总有一种不真实或者恍如隔世之感的原因,甚至都不记得当年还采访过他们。我理想中的大众文化不是现在这样的,它是有序有条理的,它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创造出很多令人兴奋的文化产品,它大众,进而厚重。而我看到的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则少而又少,就像扔给乞丐的硬币。重新阅读访谈中被采访者说过的话,有些依然掷地有声,道理依然有效,但现实却离这些道理越来越远。

中国大众文化已经越来越直接、简单、粗暴地成为一个变现的工具,不仅制造者逐渐丧失理性,连同这种文化下培养出的受众也丧失理性,集体沦落成毫无审美情趣和判断标准的纯消费动物。出于情感、利益或低级趣味的驱动,消费者已变得胡搅蛮缠。今天中国的大众文化像雾霾一样窒息和麻痹着人的灵魂。如果阿多诺还健在,他那套过时的、后来常被大众文化研究者诟病的理论,几乎是他在上世纪40年代对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的伟大预言。

这部书稿的文字多是访谈记录,主要是讲故事、记录事实,不是研究结果,因而没什么系统和章法,探讨的也是具体问题,比较杂碎,更像是一些案例。被采访者多身处文化娱乐行业,尤以流行音乐行业最多。流行音乐作为最普遍的大众文化,特别能说明当今大众文化出现的问题。尤其是,流行音乐在中国的出现、发展以及死亡,每一步都能成为中国大众文化幼稚混乱的证据。举一反三,即可窥其他领域大众文化之一斑。

中国的大众文化已味如嚼蜡,身处其中的人大都局限在一个天花板下,毫无远见,只有一种固态的死循环逻辑在重复。从商业角度来看大众文化现象,它变得越来越恶劣;从文化角度来看大众文化,它变得越来越恶心。我曾经困惑,为什么一个逐步开放的国家,人们却越来越僵化、保守、封闭,凡事皆以利为先,只看结果,不顾规则?后来我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一书中找到了一些答案—是几千年来中国人自身形成的坚不可摧的文化传统。一本写于19世纪的书,居然在今天还这么显灵,让我感到阵阵寒意。

我不相信那些乐观主义者对未来中国大众文化的展望,作为一个局外人,又常在河边走,我知道,中国的大众文化产业是在一个死结下狂欢,这个结不解开,掀起的只是钞票的尘埃。

感谢本书中接受我采访的人,虽然我们探讨大众文化的话题浅显片面,甚至有些支离破碎,但至少你们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把很多问题总结出来了。尤其是,你们的坦诚和认真让这些文字的分量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减轻。每一次采访都让我受益匪浅。

感谢《三联生活周刊》给了我这么一个平台,也感谢主编朱伟,要不是他平时的威逼利诱,大概我也不会写出这些文字,更不会有这本书。

感谢当初为这本书中的文字给予我帮助的实习生(不分先后):邓婧、刘心印、罗丹妮、童亮、郭闻捷、李媛、张萌萌、郄斯、温馨、魏玲、霍晓、马雯君、方婷婷、付婷婷、谢宁馨、林磊、南楠、宋诗婷、刘冬凌子、尤帆;同时也感谢董昕、刘芳、盛明暘、张菁在采访中给予的帮助,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也有你们的心血。由于原始文稿记录不全,如有疏漏,敬希见谅。

王小峰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