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联想

珍爱生命,远离博客
带三个表 @ 2007-01-30 6:40:28 分类: 说书

半个月前,在南锣鼓巷的一个酒吧,我签了人生的第四个出版合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海啸,没有地震,没有天灾人祸,我今年应该会出一本书,这本书早在8年前已经出版过,这次是修订版,它叫《欧美流行音乐指南》。
 
今天收拾书,又看到1999年版的《欧美流行音乐指南》,翻开扉页,看到我当年给自己写了一句话。看着这句话,我又被自己感动了一下。因为这本书要修订再版了,所以,想把一些记忆整理一下,算是给自己留个纪念。每次想到这本书,我都一肚子眼泪。
 
(一)
 那是万恶的1991年,大约是3月份,北京的天气乍暖韩寒,我那时候有个习惯,每周去一次东华门,看看音像店里来了什么新唱片,到新华书店看看有什么书。当时东华门与南河沿交界口有个公交车站叫锡拉胡同,车站对面是郑渊洁开的一家皮皮鲁和鲁西西专卖店,我从来没进去过。那天我惯例在锡拉胡同等车,专卖店前面有个卖报刊的人,他推着一辆自行车,车上挂着很多报纸和杂志。车半天不来,我闲着无聊就走到对面,想买一份报纸打发时间。走到近前,我看见车把上挂着的一个绿帆布袋里放着一摞杂志,我只瞥了一眼,见杂志的封面上赫然印有“摇滚乐”三个字。我那时对这三个字相当敏感,便顺手抽出一本,这时我才看清楚标题:《崔健:摇滚乐诱惑之谜》。我的血压顷刻间升高了一寸,二话不说,先买三本。
 
回到家里,我开始逐字逐句地读,看了不到三页,我就感觉作者有问题,仔细一看,有三个作者,有一个北京广播学院的(即今天的中国广播电视大学),还一个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另一个我忘了。几年之后,那个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记者,因为沈太福案受贿被判刑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本杂志呢?因为那个北京广播学院的作者和《欧美流行音乐指南》有直接关系。这本杂志叫《文苑》,后来也是因为发表这篇关于摇滚乐的文章而停刊(不知道小强老师是否还有这本杂志)。这篇关于摇滚乐的长篇大论,除了前面有一点关于崔建的采访,后面是七拼八凑,来源主要是薛范先生的《摇滚乐史话》和《音像世界》杂志诸期的文章。那时候我刚认识章雷不久,很多文章抄的都是他在《音像世界》上发表的文章。这几个作者其实对摇滚乐一窍不通,比方说,《音乐爱好者》杂志在连载薛范先生的《摇滚乐史话》文章中出了不少错,“UB40”乐队的名字错印成“UBAO”,这哥仨抄的时候也连错都没改。当时弄得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翻出录像带,看着UB40的video,发现人家的字幕上写的就是“UB40”。
 
然后我很生气,照着杂志后面的地址就给广播学院的那个人写了封信,信里把他们骂了一顿。几天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信里面他很诚恳地说,他们不懂摇滚乐,但是觉得这个话题很有刺激性,就做了一个单行本,所以抄了一些东西,对此向作者道歉之类的话。那时候人们还都好,知错就改。不像现在,打官司输了都不承认抄袭。
 
既然人家态度这么好,我也就不计较了。信里面他说,如果你对摇滚乐感兴趣,我们可以合作,我就是一个书商,可以出一本摇滚乐方面的书。并留下了电话和寻呼机。几天后,我跟这个人联系,很快我们就见了面,他说了自己出版的想法,我觉得挺好,让更多人知道摇滚、喜欢摇滚,是件好事,尤其是在当时那种很压抑的背景下。但我说,可能我无法胜任,我有个哥们叫章雷,他比我牛,于是我就把章雷推荐给这个人。
 
(二)
 1991年夏,章雷同学顺利地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毕业前,我去学校找他,这时,见他手里拿着一摞书稿,这么快,原来都开始操作了,我问章雷什么时候出版,他说明年吧。
 
我等到第二年,没见书出版,倒是等来了章雷的电话。有一天,他从杭州打电话给我:“我马上要出国,去斯洛伐克,估计两年后才能回来。”我当时心里一惊,我倒没想到这本书,而是我们连载的《对话摇滚乐》怎么办。他说,只能通信了。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往返一封信大约需要半个多月时间。后来,连载是在我们天各一方状态下进行的。那边厢丁夏局长(当时还是编辑)为下一期稿子望眼欲穿,章雷的稿子还在欧亚大陆上游荡。
 
章雷说:“有件事要拜托你帮帮忙,我觉得也只有你能把这事做好,就是那个摇滚乐的书稿。”反正大意就是我出国了,稿子弄完之后你帮助校对一下,然后写一篇序。我说没问题,让出版社的人跟我联系好了。
 
几天后,章雷同学坐上了去斯洛伐克的飞机,那个广播学院的人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们约好了时间地点,好像是真武庙附近的一家破饭馆,他点了几个菜,书稿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在饭桌旁边。我们边吃边聊,关于这本书出版方面的事情。他问我:“你需要多长时间能看完?”我看着从塑料袋里面透出来的几行字,便不假思索地对他说:“至少半年。”他把头摇得差点掉下来:“不行,20天可以吗?”我也摇头:“不行,我的直觉告诉我,错误肯定很多,需要慢慢看。”他说:“反正没什么病句和错别字就行,书总是有错的。”我说:“如果我看,就不能有错,至少我看出来的地方不能有错。”他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我的要求。
 
我为什么要说用半年的时间看完一本79万字的书稿呢?因为从塑料袋里漏出的两行字里面我就发现了三处错误。
 
(三)
 事实上,这本书稿的错误比我想象的多得多。第一,是因为行文不规范,要统一,比如格式、人名、歌曲名、标点符号……出版就是这样,必须符合出版物的规范,而这本书的作者有好几十个,大都没有出书经验,我也没有,所以也导致后来我在这本书上花的时间很多。第二,我到家才发现,他给我的是大样,没有原稿,如果没有中文原稿,英文原稿也可以,可是英文原稿也没有。你他妈让我怎么校对啊。
 
我只好给这个书商打电话,他在电话里把我埋怨了一通,意思是,你大概看看就行了,干嘛那么认真,时间最重要。我当时真不知道“时间最重要”这句话的重要性,因为我拖了时间,所以后来一步不赶点,后来步步不赶点,弄得这本书跟中央电视台的《走进伪科学》一样曲折离奇。
 
好说歹说,他终于给了我一部分原稿,问题是,中文稿跟英文稿还都不是一回事,因为这本书参照的原文资料有好几本书,书商只给我其中的一本书的原稿。更要命的是,对照原稿,也不知道是谁翻译的,乱七八糟的,经常是几百字的段落就没翻译,前后接不上,我怀疑是录入员忙着跟男朋友约会,一着急多翻过去几页没有录入。在整理过程中,我发现这个不合格的打字员经常约会,马马虎虎,心不在焉,漏掉的大段地方有十几处,我还得替她补上去。而且,一些很关键的词条没有选入进去,我还得找人补充翻译。
 
到底我要改多少地方呢?这么说吧,大样四周的留白处都被我写满,校对一遍下来,我用掉了6瓶涂改液。我那段时间正好辞职,每天上午10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然后我出去跑步,然后回来睡觉,这样的日子过了小半年,总算把书稿校对完了。这期间,那个书商总催我。我说既然你让我过目,那我只能认真帮你弄出来,你不怕挨骂,我还怕呢,章雷还怕呢。
 
后来我才知道,章雷也没来得及把全部书稿看完,就被书商要走了,我记得只有一部分我看得比较顺利,基本上没什么错误,人名翻译都是按照新华社标准,跟章雷打听是谁干的,他说,这部分是一个叫张健敏的人翻译的。“难道就是那个朱熔基的翻译?”我问,“没错。”章雷说。后来从章雷嘴里得知,当初那几个政治局常委的翻译当中,有好几个人参与了这本书翻译工作。
 
书稿翻译完了,把它交给了书商。然后就等着二校出来。大约又是半年,二校出来了,错误仍然很多,但至少比一稿看着顺溜多了。我又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把二稿看完,跟书商约好时间地点,见面把书稿交给了他。书商说:“三稿出来之后,你就别这么认真了,大概看看就行,然后赶紧出版。”我说好,心想,为了这本书,我连工作都不敢找忙的,尽找些清闲又不挣钱的工作。你以为我愿意整天看这些书稿啊。
 
书稿交给书商不到一个星期,书商的一个电话把我打进了谷底:“书稿在送工厂的路上丢在出租车上,没有找回来。”你大爷!你的意思是我还要重新看一遍二校么?他说都在交通台做广告了,还是没找回来。我还能怎么办呢?只好重新再看一遍,又是小半年过去了,二校终于看完了,这次我留了一个心眼,去复印店复印一遍,你想想,七百多页,差点让理光复印机专卖店的小姑娘崩溃,为了安抚她,我给她录了不少磁带,她很高兴,没事就帮我偷偷复印,这样能省下不少钱。后来弄得我差点爱上这个小姑娘。
 
1993年,我把二校书稿交给了书商。然后就等着他把清样给我,半年过去了,没消息,又半年过去了,还没消息。这一等就是两年,后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便打电话给书商。书商说:“最近出了本书,因为违规,被罚了不少钱,而且做了一本成本很高的古书,结果砸手里了,资金周转不开,实在没能力再出这本书了。”
 
我听到这些话,差点哭了,妈个逼的,你拿我玩呢是不是?我问:“那你说怎么办?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吧?”他说:“要不这样,你能找到出版社,你就拿去出,但是你要给我一笔费用,因为我当初为了做这本书花了两万多块钱,我也不跟你要这么多钱了,你给我1万块钱就行。”
 
当时别说1万块钱,1千块钱我都拿不出来。当我离开他的那个堆满书的地下室仓库,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这是为了什么啊?三年多的时间,等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结果。这时候章雷已经回来,我问他当初合同怎么签的,章雷大致说了一下,我才知道,这合同够黑的,真在他这里出,也得不到什么。我一定要找个出版社,就不信这本书出不来。
 
(四)
这时候,天津的一个朋友要弄一本摇滚乐的书,找到我让我写序。当我跟他聊起我这本书的遭遇时,他说:“算了,我这本别弄了,直接出你这本吧。”我说:“他说要1万块钱才能把书稿赎出来。”这个天津朋友说:“没关系,我跟他谈。”
 
然后,我带着天津朋友找到那个书商,那个书商仍然咬定拿钱赎出来。朋友从口袋里掏出2000块钱递给这个书商:“我先交一部分押金,先让小峰回去看书稿,下周我来北京把剩下的钱给你补齐。”那书商倒也痛快了很多,从保险柜里把书稿取出来给我。然后跟我说:“出版时主编的名字必须署上我,同时还要给我8千元编辑费。”我当时二话没说都答应了。心里却说,你想得美,还好意思提出这个要求?
 
一个星期后,我天津的那个朋友还真来北京了,不过不是给书商送钱,而是给他送了一箱子VCD,他说出门钱带的不够,正好来北京进货,所以先送点电影给你看看。那书商倒也没说什么。就这样,把书商糊弄过去了。
 
等我看书稿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狡猾的书商把其中的一部分大约有100页的书稿抽走,也就是说,从I到M这部分词条没有。我想象得出,他一定会认为我发现这个问题会跟他联系,然后他说:“把剩下的钱补齐我就把剩余的部分给你。”美得你,他可能忘记了,为了怕书稿再次丢失,我都复印了一遍做底稿。拜拜了您哪。
 
这时已经是1995年下半年,这本书的资料大都是取材1985年英国的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摇滚百科全书》,这本书截止的时间大约是1984年。也就是说,我如果把这本书拿出来出版,基本上没有任何吸引力了,时效性差了10年,而且还有版权问题。我当时就犹豫,如果再增补一些内容,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这等于我就又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本书上,说心里话,我已经怕了,而且出版社都没找落。但是不增补,这本书谁还会买啊。
 
犹豫了几个月后,我一咬牙,增补。然后我又找了一批人开始增补。这时候已经是1996年,我开始上网,能查找到更多资料,这一增补不要紧,原来书稿有79万字,增补完之后,已经有150万字。这么多的量没有出版社感兴趣,于是我又删掉了最初书稿中的一部分内容,一共有136万字(word里面统计字数,按出版物统计字数还要多)。之后,我陆路续续增补,到1997年底,所有书稿增补完毕。
 
(五)
接下来开始找出版社。我先后找到了七八家出版社,人家一听一百多万字,立马就没兴趣了,所以耽误了有将近一年。那时候,我没事总去付雄的音像店里买唱片,有一次,他的女朋友江濒跟我说,你那本书什么时候出啊?我说还没找到出版社呢。她说,我认识一家出版社,你要感兴趣,可以跟他们谈谈。然后她就把我介绍到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接待我的是个女编辑,叫苏蕾,她对流行音乐挺感兴趣,之前还编辑过一本类似的书。但出不出不是她说了算,上面还有主任和主编。
 
编辑部主任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同志,她跟我说:“你给我一部分书稿,我先看看内容是否符合规定。”于是我就给了她大约30页的书稿,这时候好像是1998年春天。半年过去了,杳无音信。突然有一天,这个主任给我打电话:“你的书还出不出了?怎么不跟我联系?”奇怪,出不出是你们决定的,我整天打电话催,你们不烦啊?况且,我从来就不爱低三下四求人,要真想出你干吗不跟我联系呢?
 
但不管怎么说,出版有眉目了,我就跑到朝阳门内的九爷府,找这个主任。一见面,主任就很热情,跟以前爱搭不理形成强烈反差。她热情地说:“有一天,我回家,把书稿放到桌子上,被我女儿看见了,她就兴奋地对我说,妈,你们要出这本书啊?我说怎么啦?她说:我们同学都特别喜欢摇滚乐,就是看不到这样的书……”我终于明白了,这位主任对这本书突然产生兴趣,完全是因为她女儿的这番话。至今我心里一直很感激她这个女儿,这是个多么高瞻远瞩的女儿啊,这是一个多么恰如其分的女儿啊,这是一个拯救了一个摇滚文艺青年灵魂的女儿,这是一个让一个摇滚文艺青年无法安放的青春终于找到归宿的女儿。主任她女儿啊,我爱你。说句心里话,要是她女儿在我跟前,我会像冯小刚一样给她跪下。
 
有时候,故事的发生就像电影情节一样。
 
(六)
 这本书终于提上出版日程,但接下来的一切又让我颇为失望。编辑、编辑部主任这两关都过了,该轮到主编了。这个主编是个狡猾的老狐狸,欺负我们没有出版经验,他列出一万多个理由来证明只有我们多出一部分钱才符合中国的出版规定,这个屁话谁相信呢?
 
问题是,我那个天津的朋友也够晕的,之前他跟我说做了好几年书商,这个市场门儿清。我说那你就跟他们谈判吧,我是两眼一抹黑。谈判是很艰苦的,我坐在那里,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几次我想站起来,想告诉他们:“老子不出行了吧,别这么欺负人。”但我看天津的朋友谈的颇有兴致。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以我这个不懂出版的人来判断,我们都已经被当成傻逼糊弄了,你怎么还跟他们谈?
 
最后的结果是:首印6000册,出版社出纸钱和印刷费,其余所有投入都有我们承担。最操蛋的还不是这个,我们要承担2000册的销售数量,而且是五五折从出版社购买,比批发价还贵,而且还不能进新华书店,但是他们可以走二渠道。我前世欠你们出版社是怎么了?我就不明白,这笔糊涂账也不知道那天津朋友是怎么算的,居然就接受了,这他妈不是明摆着的《南京条约》吗。
 
1999年4月,我和出版社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我这个人,做事总想着别人,因为钱是人家掏的,出门就问我那个朋友,问他能不能把钱赚回来,不然就是害人家。他给我算了一笔弯弯绕的账,我过程都没听明白,反正意思就是2000套都卖出去(七五折出手),肯定能赚钱。可我觉得丫肯定赔钱,但我不会算这里面的账。
 
事实上,出版之后,我们五五折进货,至少六五折卖出去才能多挣一点钱。可我这个天津的朋友到图书批发市场一打听,现在的书都是五折批发,你就算是五五折批发都没人要。我在海淀图书城的一家书店看到,68块钱的书,他们卖45块钱,你说他们几折进货才敢卖这么低?我这天津的朋友也太不了解行情了,就这么被出版社给坑了。想挣钱,大宅门都没有。后来我只好动用《音像世界》《我爱摇滚乐》《音乐天堂》的朋友,帮我邮购,好歹卖出去一些。指望这个天津的朋友,看来是没戏了。
 
(七)
 其实最不靠谱的是签完合同之后,我必须找一个排版的地方,价钱又不能太贵,找来找去,我一同学推荐我一个地方,是两口子开的设计公司,因为朋友关系,他们说1500块钱就行。这个地方离我家特别远,快到北京工业大学了,我当时住在健翔桥,一个来回打车就是70块钱,一个星期去四次,就是三百多块钱,就这样我断断续续跑了有三个月。每次去,都要呆到半夜人家要睡觉了我才离开。
 
其实本来不该我跑来跑去的,但是排版的时候有个问题,就是那两个排版的小姑娘不知道该把图片放在哪里,七百多张图片,排起来不是好玩的事情。所以,我必须天天盯在那里才行。可我盯在那里也不行,因为每一步都要我来指示,这样效率太低。我跟其中一个小姑娘说:“你干脆教我怎么排版吧,我学会了自己排。”没一会儿工夫,基本的操作我就会了,就这样,我开始一页一页排。排版真不是好玩的事情,这么大的文件,动作一下都要等半天。
 
这里说个小插曲,有一天我看博客上有个人的留言的邮箱名字特像我以前的一个朋友的邮箱,便贸然把她加到SMN上,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个人不是我那个朋友,而是当初在那里排版的两个小姑娘当中的一个。
 
三个月后,我终于把它排完了。如果你看过这本书,会发现这本书内页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设计,因为是我干的,我哪会设计啊,能排下来就不错了。就在我准备把书稿取走的时候,每次我打电话给公司的老板张杭,他都想办法找个借口不让我去。我觉得很奇怪,难道他嫌我给的钱少么?我都加了1000块钱了,不应该啊。后来,他告诉我,来取书稿吧。
 
当他见到我,笑嘻嘻地对我说:“前段时间CIH病毒发作,所有电脑里的数据都毁了。”我一听,脑袋嗡一下。他接着说,“因为你的文件很大,一直放在一个外接硬盘里,所以幸免于难。”我的妈呀,我心脏病差点发作。这要是给毁了,我跳楼的心都有。张杭说:“当时我的汗都下来了,别的书稿很少,没了可以重来,你的量大,有个好歹我都对不起你。”
 
(八)
 我把排好的书稿复制到一个硬盘里,然后装进包里,离开这家小设计公司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没有公交车了,我沿着东南三环往回走,我不想打车,我想一个人慢慢走一会儿。回想起过去的几年,为了这本书,我几乎没有做过一个像样的工作,就是怕耽误书稿整理的进程,有几次,为了校对,我不得不辞职。现在,这件事终于可以告一个段落了,想着想着,眼泪稀里哗啦地往外流,我他妈为了什么啊?前后花了将近七年的时间,就为了这本破书。我就是靠着本书挣回三十万、四十万,也无法弥补那七年的时光。我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反正哭得两腿已经发虚了。
 
那天晚上,有明亮的月光,照在我的身上。我觉得无比轻松,我终于可以跟一个阶段告别了。当我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司机看着我说:“哥们儿,你是不是刚才哭了?”我说:“是。”他说:“别想不开,失恋了?”我摇摇头,没说什么。没有人能体会我那个时刻的心情,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出版社在后期校对书稿的时候,很快就校对完了。我当时因为刚刚上班,也没时间校对,实际上我是看到书稿已经恶心了,等到最后了,我发现好象有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文字,只挑出来几百个错?后来编辑告诉我,他们找了三个下岗工人干了一遍专业校对干的事情,要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呢,下岗工人都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在我勒令下,他们找了一个所谓给中国大百科全书校对的专家草草看了一遍书稿,就算糊弄过去了。
 
几个月后,书出版了,当我在通州的仓库里看到成品的时候,我用手惦着厚厚的两本书,心里却一点感觉没有,我觉得它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恨这本书。
 
我只保留了一套《欧美流行音乐指南》,在我保留的那套书的扉页上,我只写了三个字:辛苦了。
 
这本书我没挣到什么钱,一起干的人也没挣到钱。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只要是书商找我出书,我一概拒绝。
 
(九)
 2003年,作家出版社给我出版了一本《不是我点的火》,后来责任编辑说,那本《欧美流行音乐指南》也想出版,能不能拿过来。我比较为难,因为我那个朋友在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谈的时候签了10年的合同。只有提前解约,才能换出版社。我打电话给出版社,他们说,当初负责出版这本书的相关人员都走了,而财务那边拿出的证据是,我那个天津的朋友至今还欠一千本书的书款。解约,门都没有。这件事让我折腾了快两年的时间,我从合同当中找到了一个漏洞,合同规定,这本书销量超过1万套,要向我们支付版税,但我们一分钱都没拿到,我拿这个做要挟,然后托了朋友,终于解约了。
 
然后我又开始漫长的修订工作,花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增补了七十多万字,编写队伍从一开始到最后用了七拨人。当我再次重新校对这个书稿的时候,我估计发现了有两千多处错误,我都不知道当初它是怎么出版的。
 
当我兴冲冲地把书稿交给作家出版社之后,这个出版社人员开始变动,换了好几个领导,磨蹭了快一年,最后编辑非常不好意思地对我说:“由于领导对这样的选题没兴趣,所以不准备出版。”对类似这样被忽悠,我早就习以为常了,这算什么啊,雪山草地我都走过来了。
 
因为还有一家出版社一直对这本书有兴趣,我就转交给了他们,这本多灾多难的书啊,可再别出什么岔子了。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新版的《欧美流行音乐指南》应该在6月份面世。对最后一批参与编写工作的人来说也算有个交代了。

171 个黑猩猩响应 “一本书的多灾多难史” 作为黑猩猩,我要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