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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联想

不许联想

珍爱生命,远离博客
带三个表 @ 2015-01-29 14:54:30 分类: 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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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大门》是凤飞飞的一首歌,唱的是一个走两岔的意外惊喜的故事,当然,意外的惊喜和收获肯定是爱情。在看格雷尔·马库斯的《聆听大门》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会想到这首与此书无关的歌曲:“想敲开你家大门,想敲开你家大门……”一扇很形象化的门在阅读过程中被慢慢打开——其实阅读任何一本书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只是这次真的是“开门”的故事。

关于“大门”乐队,喜欢摇滚乐的人都不会绕开他们。当年听打口磁带,它可一直是“尖儿货”。我记得当时跟一个姑娘探讨“大门”,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乐队没有贝司手,而用一件摇滚乐队不常用的乐器:管风琴。而姑娘则向我描述吉姆·莫里森如何如何帅,眼睛如何如何勾魂……人们对一件事物的理解总是会想两岔——好吧,要不咱们聊聊四大天王或者四小天鹅吧。

在当年对摇滚乐了解有限的情况下,我觉得“大门”是独一无二的,随着听到的摇滚乐越来越多,知道的越来越多,我发现他们的确独一无二。对他们的感知,我想《聆听大门》的译者董楠老师在她充满文艺青年激情的译序里面已经写得非常到位了,尤其是那种感性的认识,写得非常充分,于我心有戚戚焉。我这里就不续貂了。

这是我看过的第三本格雷尔·马库斯的书,之前看过他的《老美国志异》和《神秘列车》。在看马库斯的书之前,他的名字和戴夫·马什、罗伯特·希尔本、莱斯特·班斯一样如雷贯耳。但是真的读起来,却每每感觉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他的思维就像一个瞬间炸开的烟花——耀眼、迷人,稍瞬即逝,让你抓不住。自以为对美国摇滚乐还算有些了解,可在马库斯的文字面前,感觉自己像一个白痴,这是我过去看摇滚书籍时从未有过的感受。

马库斯的这几本书很难让人迅速归类,乐评?是,但又不是;散文随笔?是,但又不是;小说?是,但又不是;历史?是,但又不是;文化评论?这可能是最接近他文风的描述了,但是他文字的天马行空,又完全没有评论的严谨性,几乎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就是像坐上没有终点过山车,跟随他的文字上下起伏,而身边你认为可以熟视无睹的风景,突然间变得奇异而陌生……

马库斯擅长从旁门左道下手,来向我们展现平淡无奇的外表下的爱丽丝仙境,这是他最绝的地方。鲍勃·迪伦和几个加拿大哥们在一间地下室里玩了一段时间,录制了一盘算不上标准的磁带,最后被传来传去。马库斯以这盘神秘的录音带为圆心,一圈一圈缠绕出来另一番景象——一部怪异的美国音乐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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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大门》也是从一套四张的Bootleg唱片《踢你屁股!》(Boot Yer Butt!)入手,讲述了“大门”传奇的一生。这套唱片实际上就是当初人们在看“大门”乐队演出的时候偷偷录下来的。试想,在60年代,观众的现场录音技术会是什么效果,但是那些有心人随手按下录音键,诱发了马库斯的创作灵感。

当初看《老美国志异》的时候,搞不懂马库斯为什么要这样去写乐评。比如,他在解读一首歌的时候,常常解读的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我不知道被他解读过的那些歌手是否赞同他的观点,是觉得头头是道还是荒唐可笑?

当我继续看下去,才发现我想错了。马库斯这点常识还是懂的,他的文字里面从来没有针对一首歌发表过类似——“你不该这么写”“你应该再如何如何”之类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评论家和喜欢@别人的人该跟马库斯好好学学,当你去解读一个作品的时候,是否在心里先把作者捆在一棵树上,然后高举霸主鞭教训作者如何如何,再顺手把这些自以为闪光的观点扣在作者的脑袋上?想象着要是作者重新按照你先知般的观点改写一下是不是就绝世完美了?是的,我相信大部分缺乏评论常识的人都会这样自以为是。

也许你刚开始看马库斯的文字会觉得他有过度解读的嫌疑,但是真的看下去,会发现,他只是以他解读的作品为圆心,然后张开想象的双臂,尽力去画一个漫无边界的圆,所及之处,皆为他所用,那种立体的、跳跃式的评点,逐渐勾勒出一个多面的美国大众文化景象。当这种看似过度解读走向极端,就变成庖丁解牛而不见牛了。

这让我想起在1989年左右,我搞到一盘崔健1988年在北京中山音乐堂演唱会的录音带,那时候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还没有发行。有段时间我只能靠这盘音质极差、声音极小,甚至有时候得把耳朵贴在录音机喇叭跟前才能挺清楚他在唱什么的卡带来解渴。同时,关于这盘磁带背后那场音乐会的小道消息我也听到不少。这让我萌生了想给崔健写一本传记的冲动。于是我贸然敲开梁和平的家门(他当时一直跟崔健合作),当我说明来意,梁和平没有让我进屋,而是挡在门口把我训了一顿,然后把我赶走……多年后当我去梁和平家采访,提起此事,他很吃惊——还有这么一回事儿?我其实心里感到很幸运,幸亏没有得到这次机会,不然指不定写得多糟糕呢。

我之所以这么说,倒不是因为看过马库斯的书之后才后知后觉。一直以来,我对中国摇滚乐的理解一直有一个看不懂的问题,那就是它为什么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却又如此单薄?直到前些年,我才慢慢搞明白,是中国没有大众文化基础,这让我对在大众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摇滚乐来到中国后无法真正能解释清楚它的缘起与兴衰,它不是音乐本身的问题,而是与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的局限性、跟开放后整个文化的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有关。当西方摇滚早已汇聚成洪流时,中国摇滚仍然是一条随时干枯的小河。

去年,有一家出版社跟我约稿,出一本“中国摇滚30年”的书。编辑给我的策划提纲无非是采访一遍那些重要的摇滚歌手。于是我拒绝了。我想像的中国摇滚乐历史不该这样轻浮的拼凑,它应该是一部30年来的文化史、社会史,应该像乔恩·萨维奇写的《英格兰梦》那样。

但是我们写不出来,是因为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不是个立体,只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点或线,甚至连面都没有,更别说立体了。写起来也会有些乏味。

当马库斯去肆意他的文字的时候,说实话,我非常羡慕他,他把美国大众文化的碎片玩弄于掌股之间,信手即可拼接出一幅生动的摇滚风情画。他这样飞来飞去,是因为美国有大众文化。

当一扇门在敲开之前,你可以任意想象。当它真的打开,它完全超乎你的想象。这就是马库斯《聆听大门》。

带三个表 @ 2015-01-03 1:38:09 分类: 说书


好多年前,我听人讲过一个关于罗德·斯图尔特(Rod Stewart)的八卦,说他有天晚上去一个同性恋酒吧玩耍,然后被送进医院洗胃,医生从他的胃里洗出了二十盎司精液。1盎司≈28.3克……

我的脑子里本能地想到他那首动人的、富有天鹅绒质感一般的歌曲Tonight’s The Night里面趴着无数只蝌蚪……

我听到斯图尔特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这首Tonight’s The Night,可能和每个第一次听到斯图尔特歌曲的人一样,我也是被他沙哑的歌喉所迷倒,可谁能想到这副迷人的歌喉还曾奔涌过二十盎司的精液……

终于,在斯图尔特的传记中,他亲口解释了这个被人们传了很多年的八卦——是因为他开掉了一直喜欢给媒体提供各种有关斯图尔特八卦消息的私人助理托尼·图恩,出于报复,图恩才编了这么一段恶心的八卦。事实上,那天晚上他并没有去那个同性恋酒吧。

如果把我喜欢的摇滚歌星做一个排名的话,罗德·斯图尔特肯定进不了前50名。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唱情歌的流行歌手,当然,我也不讨厌他,即使知道那个二十盎司的八卦之后。

所以,在我阅读他的传记《浪人情歌》之前,知道他不会像其他歌手的传记那样有厚重感,并且传递出那种特有背景下的文化与社会的信息,以及对生命的思考。尤其是这本自传,自然会让我联想到,他会选择性记录自己的生平,甚至他不会像埃里克·克莱普顿那样在传记中敢于直面自己的过去。

事实上和我一开始想象的差不多,但是传记很好看,这主要是他把自己的一生差不多都写成了喜剧感很强的段子。罗德·斯图尔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出身平民,苏格兰格拉斯哥流浪者队的忠实球迷,也拥有名望、财富和在他身边如走马灯一样变换的金发、长腿的美女模特——几十年来他一直很忠贞自己的这个美学品位。他喜欢好莱坞式的生活,喜欢被媒体关注,乐于被纠缠在各种八卦和小道消息中间,他有着很强的虚荣心……这是成为一名歌星的最基本条件。

如果你也具有和斯图尔特同样的生活态度或者梦想的话,那你该考虑往演艺圈发展一下了。当然,在你准备误入歧途之前,我小心地提醒你一下,斯图尔特拥有一副别人无法复制和模仿的沙哑歌喉,他是靠这个兑换回上述的一切,你先想想自己身上有什么世上绝无仅有的特质,然后再……

如果从传记上看的话,斯图尔特这一生,非常符合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取向。遗憾的是,他在中国没有马云有名,不然这本书会成为当下中国人的励志指南。哪个男人不想过斯图尔特这样的生活呢。豪宅、名车、美女、名气……在世俗价值观里,简直完美无瑕。

一本自传的好坏,首先是看作者是否坦诚,对自己过去发生的一切(尤其是被公众熟知的那一部分)坦然面对,而不是用遮掩的方式截取对自己形象和名誉最有利的那一部分拿出来分享。其次是面对过往的人生能不能跳出来思考,总结出属于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虽然这些经验不会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但至少可以给读者启发。《浪人情歌》如果按照这两个标准去判断的话,大概只做到了中等程度。斯图尔特显然是把他经历中最有趣的那一部分拿出来了,也就是许许多多像微博段子那样的故事,甚至即使那些细节平淡无奇,也会被他叙述成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带着些炫耀和沾沾自喜。当这些好玩的故事读下来,我倒觉得他的人生——至少在他成名之前其实挺无聊的。他过得有些浑浑噩噩,他只是音乐中的配角,大概可说的故事也不多。

当那首Maggie May走红,斯图尔特时来运转之后,他的人生才真正开始。他当时跟现在很多参加选秀的歌手心态差不多,有野心,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明星,实现自己的梦想。斯图尔特的梦想很实际,成名,有钱,有美女陪伴,尽情享乐。其实今天很多中国人梦想的和斯图尔特实现的非常一致。

书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他在讲述他成名后的浮华生活,以及他与不同金发女郎的情感经历,这些在我看来读起来有些枯燥。毕竟这是一个歌星的传记,我想多了解一些他的那些畅销歌曲的故事。铺陈了大量的情感故事,也许当八卦读起来有些意思,但这些故事在我看来毫无意外,都是些俗套子,在很多歌星的传记里我已经不知道看过多少次雷同的故事了。与其说斯图尔特是个情场老手——他在这方面的描述非常详细,一次次猎艳的经历几乎可以当成泡妞教科书——倒不如说他是个情商极低的人,遇到了一个个情商更低的金发女郎。不是有个说法吗,金发女孩往往都特傻。但是因为他是个极受欢迎的摇滚歌星,他的情商低的问题可以忽略了。

在这方面,斯图尔特尽可能让自己在情场上扮演浪荡公子的角色,而埃里克·克拉普顿更像是因为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给他带来的影响,让他对感情这件事一直缺乏安全感。斯图尔特没有,他非常享受这些。他知道,当他在纽约和一个女孩幽会时,一定会被无孔不入的狗仔队拍到,第二天会出现在报纸的娱乐版面上,他远在伦敦的女友一定能看到。但他并不觉得这是个麻烦,似乎自己被八卦是一种荣耀。这就是当他明知托尼·图恩常常编造他的八卦提供给小报,他一直不以为然的原因,他觉得图恩这个角色是他向外界传递个人信息的渠道。他开掉图恩也不是因为他编造了什么过分的八卦,而是他们一起度假的时候,由于没有订到足够的房间,斯特尔特只好让自己7岁的儿子跟图恩睡一个房间。结果这个家伙晚上从酒吧里带回来一个人,当着7岁的孩子面……

斯图尔特翻唱过一首歌Some Guys Have All The Luck。的确,连他自己都承认,自己是个幸运的家伙。上帝赐予他最好的礼物就是给了他一副破嗓子,他把这幅破嗓子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致,造就了他与种不同的人生。这也是他进入摇滚圈之后一直对毒品的使用非常谨慎的原因,因为他知道毒品会毁掉他的嗓子。

斯图尔特只参与过少有的一些歌曲创作,有些变成了热门歌曲,他演唱的大部分歌曲基本上是别人写的或是翻唱的。他真正的兴趣不是写歌,而是享乐——他过早地明白了生活的真谛。

带三个表 @ 2014-12-25 11:44:14 分类: 杂谈

时间:20141221日下午230

地点:北京言几又书店

人物:东东枪、桑格格、王小峰

东东枪: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所以我先说话,我叫东东枪,刚才那位小哥哥已经介绍了,咱们今天来这儿是谈关于王小峰老师新出的这本书,叫《山上有神》。我能不能先问问在座的大家,有谁是看过这本书的……大多数还没有看过。我是昨天晚上才把这本书看完的,其实拿到这本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之前一直没看完,让我自己拿到之后特别惊讶的,这竟然是一个农村题材的小说,讲的竟然是一个小山村的故事。在我的印象里,王小峰老师跟山村这个题材就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以前一直在看他谈一些音乐之类的事情。所以咱们先让王小峰老师说一说为什么会写这么一个故事?

王小峰:是因为2010年我去广州出差,当时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笑话,她知道我平时不上网,或者说上网也不到处乱逛。她就给我讲网上看到的段子。我记住两个段子,一个段子跟东东枪有关系,东东枪说了一句话:“百度一下,你就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在西南一带的农村,有一个村支书,把村里的有线电视,我估计是那个农村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大家可以看有线电视了,他把信号给掐了,把线接到他们家的录像机上,让别人拍他,拍完他之后在村子里放。拍他什么呢?他平时在电视上看到一些领导参与一些活动,接见一些外宾,出去视察,跟人家说话,开会,他觉得他也应该这样,他就找人给他拍下来,他也去田间地头跟人互动,像当年的“影帝”一样。

东东枪:当年的“影帝”是谁啊?

王小峰:你猜。这个村支书去别的村子访问,跟别的村支书在一起,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切东西都是拷贝电视台的那种新闻模式,在村里的电视一放,看着觉得特别舒服。结果没有几天,村民就把他给举报了,上面来人把他给撤了。这个朋友当时是当一个笑话给我讲的,讲完了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太中国了,我跟她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拍成一个电影。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去把这个剧本写出来,去年年初,我就已经把这个故事大概的轮廓想出来了。想完之后,我跟一个制片人聊,把它拍成一个电影怎么样?制片人听我讲完后,当时就说,第一,农村题材的电影是没有票房的,就是让刘德华和林志玲去演男女主角也没有人看。第二,成本会特别特别高,因为牵扯到一年四季的场景,还不能把冬天的场景改成夏天,至少也得拍三季,剧组的成本会很高。农村原来特别贫穷,后来变得富裕了,还不能换一个地方,得把原来的草房子扒了盖瓦房,这个没有1500万拍不了。我当时想两三百万应该能把这个故事拍下来。他这么一说,我就放弃拍电影的念头了。估计拍完之后,电影局审查也通不过,所以干脆把这个写成小说吧。

这个小说,如果你们看过会有一个感觉,推进特别快,是因为它还是一个剧本的结构和节奏。还有,我平时看别人写的小说,如果中间有那么一段,光在那儿抒情,没有情节的推进的话,我绝对是看不下去的。如果反复出现过几次的话,这个小说我可能就会放弃。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是,讲故事不应该拖泥带水,故事里面所有的信息,都是为讲故事服务的。这个书出来之后,很多人说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因为我没有想写得太长,很多东西我也不想把它展开,我觉得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就够了。

东东枪:格格老师刚才跟我说,这本书出版之前,您就看过。

桑格格:对,我应该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因为之前小峰写东西,我也一直看,但是这个小说我看完以后,觉得非常吃惊。他以前的写作分两种,一个是他的职业,一个是他的性情,但是这个是他把他类似于梦想或者野心一些的东西放在里面,而且用的这种寓言式的写法非常不露声色,而且文学上他也进步了。当时有一个事跟我生活当中的事紧密联系,当时他给我看这个小说时,我送给我妈妈一个生日礼物,一个DV,我妈妈天天拿着这个DV在家里拍,自己制作新闻,比如说今天的新闻是今天女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第二个新闻是成都什么什么地铁开通了,她会播报,播报完了制作一个节目,还会给我看,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和他写的事情这么吻合,一个个人对自己的世界,想留下来,又想传播,这是又荒诞又真实的,他一写出来,我没有觉得荒诞,觉得其实是非常真实,也非常准确的表达。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中国,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事,你会觉得很吃惊,他怎么给写出来了?

王小峰:当时这个书跟磨铁签约之前,曾经有很多出版社感兴趣,有好多朋友想帮我,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跟我说,我认识一些出版社的人,能不能把这个书稿给我看看,我就把书稿给他。他看完之后给我打电话,你是说河北某一个县发生的事吗?我说不是啊,他说我们去那儿办案子的时候,那个县发生的事跟你这个小说里写的几乎是一样的。我听完之后的那种反应,说不太清楚是什么,有一种欣慰的感觉,又有一种特别无奈的感觉。

东东枪:不想去告他们吗?抄你的小说?

王小峰:其实我一直在想,文学的创作应该是超越现实的,因为你想用一种艺术写作的方式,通过想象力去超越现实。

桑格格:我们现在活的世界远远超过想象中的荒诞。

王小峰:对,那种心情是很复杂的,包括我后来写另一本小说的时候,也是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的灵感,趁着灵感还在,我就写了一个开头,写得非常夸张,写了一万多字,一月二十几号写的,结果4月份在江西抚州发生了一件事,跟我那一万多字描述几乎是一样的。

东东枪:你家电脑是不是中病毒了,那个东西没流出去吗?

王小峰:所以我就把那个开头放弃了。

桑格格:他以前的东西给我看,我总是从文学、细节、质感上给他一些建议,后来我发现这不太合适,这个东西不是他擅长的,也不是他感兴趣的。他感兴趣的是这个世界发生的一些真实的,看上去荒谬,但是又非常真实的事情,他不会想在一些细节上纠缠,就是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他并不是想超越文学,他只是想把他的话说完,所以他经常是把一个想法往前写,又放下来,要看这个事情本身里面的内在逻辑怎么发展,而不是在文学里面去打转,这也是他的特色。所以以后我不打算在文学上再给他什么建议,我就希望他有一些灵感。很多事情,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段子或者故事一听就过去了,但是会在他的心里扎根,种子就开始发芽,长成一个故事,这算是他的一个天赋吧,很多东西在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懵懂的雏形,只需要去给他一个外面的推动,他一下就能长成一个故事。

王小峰: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桑格格。当时我给你看的那一版的书稿,有很多地方我不满意,但是东西是自己写的,自己看不出来问题在哪儿,后来格格跟我通了一个电话,指出了很多很多问题,实际上那时候我特别需要一个人来点一下,你可能已经走到窗户那儿了,但是窗户纸挡着你,你就是捅不破。

桑格格:我觉得主要的你已经完成了,作为我给你的建议,你要写这个人物,你的思想要通过这个人物传达出来,首先这个人物要真实,要立住,这个人物的刻画你要再用心一样,大样出来了,就是再打磨。

王小峰:对于一个没有文学写作经验的人来说,那个时候你说的话确实是非常起作用。

桑格格:我走上写作这条道路可是你领上来的。

王小峰:这种东西就是旁观者清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当局者,写完之后,我不是特别满意,但是我不知道该从哪些地方去改,或者说怎么改。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但是反馈回来的问题都在我意料之内。我跟格格通电话的时候,她一边说,我一边拿笔记,哪些点需要去注意的。

桑格格:所以在写作者写作的过程当中,我把这个叫“第一读者”,你首先要非常信任他,你们互相又很了解,你同时对他写的这个东西,或者文学创作,也要有一些你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他能给我看,我知道第一时间要干的是什么,是要鼓励,是要把这里面好的东西全部拎出来,进行坚决的鼓励。第二,你再细心的说,这个可能这样会更好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写完,就像刚刚生完一个孩子一样,产妇是非常虚弱的,要拼命的给她补营养,再告诉她这个孩子特别好,但是怎么样会更好。

东东枪:告诉你这个孩子没有那么丑。

桑格格:很好,特别好的一个小孩。

东东枪:我刚才说了第一个让我惊讶的,竟然是一个农村题材的书。因为拿到这本书之前,我只知道名字,不知道更多的介绍。刚才开始之前,我们还在聊,我以前真的不知道你有在农村的经历。

桑格格:农村的题材只是一个表象,为什么要写农村题材,包括我看它的后记,因为是他的乡愁,他要写一个东西,从他最柔软,最熟悉的地方出发,才能站得特别稳,才能心里有底,所以他就选择了他小时候的乡村,他说的事是农村的事吗?不是,是非常大的事。

东东枪:我就是觉得乡愁,温柔,这些词跟王小峰老师不太搭。

桑格格:是,这个人有温柔,这是很奇怪的。

东东枪:我特别想知道,你小时候真的在农村长大吗?大概到多大,农村背景我真的一点不知道。第二,我经常会忘了你是一个东北人,但是这个小说里有大量的东北话,我觉得这些都是有意思的,为什么要拾起农村的回忆来?为什么要用东北话?

王小峰:我在农村待了14年,上初一的时候才到北京生活,后来你们认识的我都是在北京生活的我,不是过去的我。我到了北京之后,很快就变成了城里人,从某种角度上讲,我挺感谢我爸爸的,他一直在北京工作,跟我妈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他知道那时候我上初中了,如果还在东北待着的话,可能对以后学习,考大学有影响,所以在我14岁左右,把我们全家移民到北京了。14岁对很多人来说,正处于世界观慢慢形成的过程。恰恰是在世界观在形成和定型的过程当中,我到了北京,我很快的就接受了现代的城市生活,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比较原始的生活状态跨入文明现代社会。所以,当我毕业工作这么多年之后,觉得身上还有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人的东西。

桑格格:不是还有,你还是那样,我对你的印象,还是挺固执的,纯粹的,乡下人的纯粹和固执,特别强烈。

王小峰:我觉得是哪里人不重要,关键是你成长过程当中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开放式的,而不应该是封闭式的,可能恰恰是因为我有这样的意识,当我听到那个朋友讲这个村支书故事的时候,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让我一下子就突然想到了我见过的很多人,或者说你在网上看到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其实跟那个村长很像。

桑格格: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城里人,或者是乡下人,好像说的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判断里面,这个人接不接地气,他懂不懂真正生活中的原形,人或事,而不是城市生活里面,都是在人际关系里打转,这一点是我见到他,对他认识当中最深的一点,这个人始终让我觉得他有一个和土地,或者和人最本质的东西有一个最强悍的联系。比如说我和他,平时除了聊各自的生活,他种花草特别行,他有一些特别乡下人或者老干部的生活习性,这一点可能大家是不知道的。大家看到最多的是他很爱骂人,嘴挺刻薄的。

东东枪:这一点挺老干部的。

桑格格:他内在的王小峰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他是我朋友当中这么多年不会变的一个,不会随着现在的潮流去改变的人,他一直都在那儿,又爱生气,又爱钻牛角尖,又爱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从来不改变,这一点我作为一个朋友,特别安心。

东东枪:要是这么说的话,好像跟我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好像那个状态也是没什么变化,表情,状态,在做的事,好像都没有太多的变化。

王小峰:我在反省我自己,其实这样的人在今天挺不适合生存的。

桑格格:没事,有口吃的就可以了,也不用挺贵。这一点我跟王小峰挺像的,我的写作里面有大量乡村的人,不是我对这个题材感兴趣,而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太快,太纷杂,我想找一个有根,跟可以扎到土里有关系的世界发生一些联系,我是非常理解为什么他要从这种题材开始写作。

王小峰:我在写到一多半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种东西,在我身上不存在的问题,只是我去看周围这种环境,以前看跟我后来写小说时候看的是不一样的。我一直觉得我身上有很多中国农民该具备的一些东西,同时,我又去很强烈的否定这些东西。但是在我身上体现的并不矛盾,就是你把好的,中国人身上比较好的东西留下来,不好的东西要提防着,不要那样去做。因为我离开东北之后,回老家的时间和次数不是特别多,可能几年回去一次,每次回去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你感觉你的视野在一点点开阔,发现村子里还是那个样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而这个时候就会提醒到我,你不能像他们那样,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可能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村子,你认为你这个大村子里面的东西了解的够了,你就觉得是开放的,我觉得那不是。因为人的视野是可以无限的拓宽的,所以写的时候,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农村只是因为我熟悉那个背景,我觉得写起来它更得心应手一些。如果这个故事放在一个写字楼里面,放在一个办公室里,或者放在一个政府机关里面,写起来也是成立的。

桑格格:你放在一个大型的公司,那个公司内部有封闭的电视什么的,其实也成立,但是这部小说里有没有哪一个人物,你觉得是你自己的化身在里面?

王小峰:应该是没有的。我试图想写一个跟我自己经历有关的故事。但是我发现,我写不好,是因为我过去的经历是平淡无奇的,不像东东枪的老板罗永浩同学,人生这么跌宕起伏,充满着各种戏剧色彩。我过去经历的都很平常,即使我在北京生活、感受到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具体到我身上,没有那种一说出来特别精彩的故事。

桑格格:没有,恋爱挺精彩的。

王小峰:那种精彩,比起现在很多人的恋爱根本算不上什么。

东东枪:写成一个帖子都火不了的那种。

王小峰:没错。具体到这本书,如果说这里面有我的影子的话,就是那个郭翔,里面只有一段,他放寒假回村,村里所有人都躲着他,不敢跟他接近,我1983年放暑假回老家探亲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我至今一直很惦记老家,当年我是不想到北京生活的,之前我跟我妈到北京探亲过,1975年来过一次,1978年来过一次,对北京的生活我并不陌生,但是我知道北京不是我喜欢的地方,因为它没有山,没有河,没有庄稼,没有鸟,没有猫,没有狗,没有猪,没有羊,什么都没有。我习惯了那样的环境,所以我到了北京之后,心里面会有一种抵触,那时候非常非常想家。我记得上地理课,老师正好在讲东北三省,黑板上挂着东三省地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一回头看见我的眼泪稀里哗啦往下掉,老师吓一跳,说王小峰你怎么了,我哭着说,老师我想家了,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下课问我,我说因为你在讲东北,讲吉林省,我看到那个地图,就忍不住哭了。

桑格格:你小时候知道你的家乡长成那个样子吗?

王小峰:我在上初中之前,已经对中国的地图了如指掌了。当时我还知道坦桑尼亚的首都是达累斯萨拉姆,但跟地理没关系,是因为家里的墙上都糊报纸,我躺在炕上,棚顶上是《参考消息》,上面老提到“达累斯萨拉姆”这个名字。

桑格格:那时候一个山村的少年已经胸怀天下了。

王小峰:因为思乡,回到老家以后,我特别渴望跟同学交流,这些人可能是从记事开始就在一块儿玩的孩子。我在村里走,发现这些同学大老远见到我,我站在河这边,他站河那边,他就是不过来,他手里拿着鞭子,可能是在放羊或者放猪,他冲着我笑,我喊他名字,他笑,笑完转身就走了。我当时感觉特别不好,我见到他们觉得特别亲切,为什么他们不搭理我,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可能他觉得你有出息了,而我还在放猪。

桑格格:那时候你们是两个世界,他从来没有改变,你出去了。

王小峰:我写郭翔第一次放假回家,觉得必须得让大家对他有一种拒绝。其他更多的是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些人的经历,包括前面写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是嫁出去就死的那个故事,当时我们村有一个姑娘,嫁的特别远,嫁到贵州,我对贵州没有概念。看着她爹的表情,知道他不开心,后来传,这个姑娘嫁出去就死了,怎么死的不知道。第二个是想非礼村子里姑娘的那个故事,那个人是我们家一个远房的亲戚,从小没爹没妈,吃着百家饭长大的,18岁那年想非礼我们村一个姑娘,结果被姑娘的爹发现,给捆在杨树上,想拿镐劈死。第三个是我个人的经历,有一回我们村里四个同学去镇上,在铁道桥上走,那桥特别窄,两边没有护栏。要是有火车过来,根本没法躲。结果在桥上没走多远,火车来了,司机看到桥上有人,刹下来了,这样我们四条命保住了。

东东枪:我看您的书的后记里特别说了重新找回东北话能力这件事,我在看的时候也觉得,有些地儿,你特别用力的把东北话恢复出来。

桑格格:而且还特别在下面有一个批注。

东东枪:我记得最清的是“搞破鞋”,解释是说,已婚女性与别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好像还挺准的,我原来没想到,“搞破鞋”必须是已婚女性才行,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就是这些词为什么写得这么土?

王小峰:其实我在东北方言的使用上是非常慎重的,如果按照东北人平常说话的习惯,拿到出版社,出版社会认为这都是病句,都是罗嗦。可能不是东北人都不太了解,东北话是一种特别没文化的语言,它是社会最底层的语言,从山东、河北社会最底层过去的人形成的一种语言。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东北话都是带着一些幽默、喜剧色彩的,因为都是喜剧演员说的。真正的东北话是非常非常土,不是东北人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觉得是,第一,刚闯关东过去的东北人,地广人稀,特别特别渴望跟人交流,见到一个人话就特别多。第二,这些人没什么文化,交流的时候词汇是非常贫乏,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时候可能会带出一些虚词,这些虚词可能用得时间长了,就变成了实词。所以,你看他很多的虚词发音,都是有点像感叹词一样的。所以,我在写的时候,第一,我不能原封不动的把东北话搬上来,第二,不能用得太频,第三,它土的那一面必须把它写出来。比如说这个事是“因为什么才这样的?”东北人不说“因为”,都说“庸乎”。包括里面谁的土话多一点,谁土话少一点,我在写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考虑。注解主要是考虑到一些非东北地区的读者。比如我们管狼叫“张三儿”,这个必须注解,不然很多人看不明白。我当年看《白鹿原》,就是因为有些西北方言不懂,看一半就放弃了。

桑格格:你看我的《小时候》有障碍吗?

王小峰:也有障碍,但是还好,四川话还是可以猜出来的,西北话有些东西我猜不出来。

桑格格:像你刚刚说的那些可能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土话你联系上下文,你能猜出那个词,而且那个词,像你刚才说没文化,我可不答应,我觉得东北话也好,别的方言也好,里面有一个非常准确和鲜活的东西,是任何词所替代不了的。

王小峰:这种鲜活,就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一些词。比如说四川话老是用一些叠词来加强情感、情绪和语言色彩,东北话似乎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外馆斜街的一家小卖部买烟,卖烟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东北妇女,她在打电话骂人,我就在旁边一直听,她骂了大概有将近一分多钟,这里面实词基本上没有几个,全是虚词,虚词为什么那么多呢?因为骂人的那些实词词汇其实是很少的,她要用很多虚词过渡,过渡的过程中她脑子里要想下一个实词用什么,但是中间是不能断的,这样才有气势。我想起来有一年我回老家探亲,夏天,我们村里面有一个妇女,她们家开了一个小卖店,上午村里要停电,没有通知她,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她冰箱里面所有的冰棍全化了,她就开始骂,她骂谁呢?骂我们村的村长,她正好住在我们家前院,我下午坐在院子里摘菜,一点不夸张,两个小时,她骂得不带重样的。后来村长路过她们家门口的时候,跟她掰扯几句,一下又把她的情绪激起来了,本来你觉得她骂得差不多了,两个小时了,应该停下来了,结果一直骂到吃晚饭,还是不重样。我觉得东北文化里面,土话的变化方式,只有在那儿生活,才能知道它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要是在小说里这么写的话,大家就真的没法看了。村长让王凤起去县城学电工,他妈妈不让他去,他妈站在门口骂村长的那一段,就是我那年探亲的经历。

桑格格:如果能够把那些华彩都加进去,更让人期待。

王小峰:那审查可能通不过,东北的脏话极其脏,我在这里面用到的一些脏话,还都是程度最轻的,而且基本上大家也都差不多可以接受的。比如说夏天看人穿T恤衫,胸口写着三个字:滚犊子。这个已经不是脏话了,这是表明自己态度的,真正的脏话,我听着都受不了。

桑格格:其实这些是我们和故乡,原来的生活特别深的根,你说的程度越深,你越能理解他,其实你跟他的关系越深,你后来想象不到,他其实在你后来的生活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东东枪:我其实还有一个感觉,从很多年前一直看王小峰老师的博客,你在我脑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一直是冷嘲的形象,我脑海中的王小峰长着一张永远在冷嘲的脸,反倒在这部小说里,我没有看到这种冷嘲的地方,甚至整部小说里基本上没有几个您惯常常用的包袱,只看到整个小说的最后一句,我说,还是在最后要有一点,这又是为什么呢?写着会很累吧?

王小峰:其实真正累的是我用东北话表述这部分,因为东北话我忘了,我小说里面要感谢两个人,就是当初把我的小说从普通话翻译成东北话的两个人。我觉得小说写作跟博客写作不一样,它要讲故事,要绘声绘色,活灵活现,跟博客写作是两个语言系统。当年写博客,确实有很多想去表达的东西,我那时候最擅长的就是冷嘲热讽。我发现互联网语言是带有传染性和同质化的趋势,你用的一个词,大家都觉得好,一用,就变成了网络语言了。当你用一种大家熟悉的语言去表述的时候,首先,语言的力量就没有了。第二,我发现,当年我冷嘲热讽写东西的时候,别人没有这么用,现在大家都这么用了,我就提醒自己,坚决不要用这样的语言去写东西了,哪怕把你自己逼到都不会说话了,也不能使用别人的语言表述方式,我觉得那是写作者对自己的侮辱。

当我去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如果用一种正面的讽刺的方式去写,它已经没有力量了,因为现在满世界都是各种讽刺。我就是把平常的事,夸张成一个更平常的事,效果就出来了。这个反而比你去讽刺,直面给他一拳的力量要更强烈一些,我以前没有去这么尝试过,对于我来说,能让语言上更有意思一些。所以我用一种貌似跟我以前写作方式完全不一样的语言,写的时候也挺费劲,写完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出不来,我再写常规文字的时候,发现写不成句了。

桑格格:你是指什么样的?

王小峰:小说写完之后,我们头儿让我去写一个采访,人也采访完了,整理文字的时候,我发现老找不着感觉,一写就是东北话。常看我博客的人大概知道,那段时间我编了很多谁谁谁出唱片的文章,我是想通过这样的文字把我再拐回来,我最擅长写乐评,就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语言系统转换回来。

桑格格:说明他入戏很深,写作状态特别端正,真的进去了。而且我的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他在写作里面,把自我几乎是放空的,看不到这个写作者跳出来为自己说什么话。二是语言风格上很朴实,很平实,几乎是没有什么技巧上的东西,越是写传奇,越要这样写。我觉得他以前写的,比如说那些嘲讽的文字,他从心里不是很看得起这件事情,所以他在玩弄它,但是写小说这件事情他真的很严肃,很认真,所以他这样对待,是这样吗?

王小峰: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你在网上写那些无足轻重的文字的时候,写之前它的分量已经设定好了,一斤重还是五斤重,还是十斤重,比如说我在网上写就是半斤重的,给《三联》写可能是两斤重的,我写小说,重得压得我快喘不上气来了,就是这样的,在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写这个小说两三个月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我没有跟外界任何人有交流,那段时间写得自己特别难受。正好是最难写的一段写完了,要喘口气,我开始给朋友打电话,要出来吃饭,我发现吃饭的时候话特别多,觉得自己都有点不正常了。

桑格格:这个朋友经常是我,但是他怎么说我都听着,和他的交流,有时候其实不是真的交流,有时候我会看他的状态,他经常自我表达,一直表达下去,他其实是不会交流,他不是随时能够捕捉别人感受的人。这一点小峰是比较自我,也是很真诚,而且不去扮演的人。所以朋友,有时候是多请吃两顿饭。

东东枪: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像你刚才说的分量不一样,我猜,是不是跟你脑子里设定的读者有关系?

桑格格:刚才他说的《三联》多少斤,谁谁谁多少斤,这种状态像什么呢?像以前我们打架之前说,我百十多斤就交出去了,他这个状态就是交出去的状态,完全忘记了,有多少就往前顶多少。这种书,如果你关注写作者,一定要关注他这个状态下写出来的东西,真是足月足两。

东东枪:我觉得网上写的那些东西,是不是你真把那些读者都想象成是一群黑猩猩了,那些是给黑猩猩看的,就是逗他们笑一下就完了。

桑格格:还有一个,你觉得没有足月足两的,反而大家关注的更多,呕心沥血写的,反而没有那么关注,你会怎么对待这种情况?

王小峰:都不是你们说的。从我开始习惯写博客的时候,我特别清楚,我觉得我自己文字的底子不是很好,我以前一直想学理科,因为一个误会,最后我学了文科。在写作这一块儿,我很清楚自己的底子有多厚。我一直在拿博客练笔,包括写周围的熟人朋友,我觉得那是最基本的文学描述,这种描述其实对我后来写小说,刻画一些人物性格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小说写完之后,我给一个实习生看,她说:“王老师,这些人出场的时候都特别模糊。”我说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集中在一起,把所有人物出场时的形象描述写出来。我在修改的过程中,脑子里想到的都是陈晓卿、罗永浩、老六、王小山……这些人。

桑格格:对,我发现了,你挤兑朋友的时候特别有激情。

王小峰:我这个人又特别喜欢否定自己,当你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该把这些东西抛弃掉了,不应该再去这么写了,我就非常毅然决然的抛弃掉原来写作的方式——那种思路,或者说那种写作状态。其实它跟我面对什么样的读者关系不大,写作终究要狠狠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才行。

带三个表 @ 2014-12-10 23:14:09 分类: 未分类

去年,我写小说《山上有神》,因为里面用的都是东北话,会经常打电话给我妈,问她一些方言使用问题,毕竟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好多方言土语都忘了,语境也没有了。妈妈很好奇,问我在写什么。我说以老家为背景写个小说。妈妈说,那我要跟你聊聊,我有好多故事要跟你讲。

有一次回家,妈妈拿出一个小本让我看,说她正在写关于老家的故事,因为写字手抖得厉害,所以写一会儿就得停下,写的不多。我翻看着那些文字,有些像是诗歌,有些像是随笔,实际上没有什么具体故事,里面只有一个主题:思乡。妈妈没什么文化,典型的东北农村妇女,但是妈妈的字写得很好看,这多少遗传给了我一点,可是这个本上的字已不如她年轻时写得那样漂亮了,甚至有些潦草。看着这些文字,我心里不免有些难受。

我心里很清楚,尽管全家来北京生活有三十多年了,但是妈妈的心一直在老家。姥姥还在的时候,她惦记姥姥,姥姥去世了,她又操心舅舅。妈妈这一辈子,一直在为别人操心。这些年,每逢夏天,妈妈都要回老家待上一段时间。我能感觉到,北京对她来说,似乎永远是一个暂住的城市,她的心始终没有离开过老家的那个山沟。

去年九月,小说写完了,也很快找到了出版社,当时我希望这本书快点出版,我要把这本书给最重要的两个读者——妈妈和舅舅,让他们看看。

我小时候一直在舅舅家生活,直到十四岁才离开。舅舅在村里当会计,也是村里少有的几个念过书的人。舅舅平时喜欢看书看报,村里订阅的书报都由他来管,所以我从小就有村里同龄人没有的一个优势,可以看到很多书报,舅舅看什么我就看什么。某种意义上讲,他算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甚至能猜想到,当他看到我的这个小说时,会质疑我为什么要这么写或是那么写。

两年前,舅舅查出癌症,经过化疗后,身体逐渐恢复了。但是在我写小说期间,癌细胞又出现了,而且转移了。我知道,留给舅舅的时间不多了。我最后一次跟舅舅通电话,他还说没什么事儿,当时我还向他咨询一些关于“村”“生产队”的变更问题,他电话里讲得很仔细。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电话。

就在我跟出版社签完合同没几天,妈妈突然生病住院,三个月后,妈妈和舅舅先后都走了。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难熬的阶段,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妈妈的后事料理完,我才开始重新看出版社发回的校样,看校样期间,心里一直像有块石头一样压着,有时候看着看着眼泪就止不住落下来。就小说而言,我的两个最重要的读者永远也看不到这本书了,这是个莫大的遗憾。

小说的场景我原封不动地放在了老家,因为自己比较熟悉那个环境,至少写起来不会出错。如果你看过小说,大概也知道我当年生活的那个村子、村子里的人是什么样子了。但我没有想到,我竟然是在失去亲人的情况下去重新阅读书稿,重新回到当年生活的场景,这实在有些残酷。本来,亲人离去,能缓解伤痛或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就是做点别的事情。但是我恰恰是要校对这个书稿,很多记忆在字里行间再次浮现,带着伤痛,却又无法回避。在之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是在一种喘不过气的状态下完成的后期校对修改工作,当时真快崩溃了。

小说里有一篇后记,原计划我只想简单说说这个小说是怎么来的,因为没必要向读者交代一个小说本身是怎么回事,这些是读者自己去思考想象的事情。但是从妈妈生病住院时起,我就一直处在焦虑状态,只要一闲下来,就受不了。我必须找点事情做来缓解当时的焦虑,所以决定写一篇后记。这篇后记在别人看来可能写得过于沉重,甚至有些矫情,和小说本身几乎没什么关系。在那段时间,我只能写出那样的文字。

其实我和妈妈一样,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年,心里一直惦记着老家。甚至我一直有个想法,有一天退休了,回老家生活,重新回到我熟悉的生活环境。这个后记其实和妈妈那个小本子上写的那些文字差不多:乡愁。

我在《后记》里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以故乡为背景去写一个故事,那十几年的农村生活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它已经从我的生活中远去,模糊在我记忆的地平线上。直到有一天我动笔开始写这个故事。”

小说写完之后,我才知道,那个在我记忆边缘的乡愁,实际上一直都在,一直都那么浓烈,它只是被封存的严严实实。写作过程中,它被打开了,干扰着我,我才知道,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

今年正月十五,我回老家,参加舅舅的葬礼。我已经有十七年没有回老家了。有几次出差回长春,想回家看看,但我总是在刻意回避。现在想想,就是怕面对老家,勾起我的乡愁。不知道我为啥变得如此脆弱。

舅舅去世后,也就意味着老家没人了,因为两个表弟都去沈阳工作了,老家的房子和地都卖了。我站在阔别十七年的院子,除了那间我生活过十四年的土坯房,其他已经变得陌生。房子里空空荡荡,它比我记忆里的房子感觉要矮小、阴暗许多。但是那个炕沿还在,窗前水泥墙上刻的图案还在,只是这一切都不再属于我。我在屋里屋外流连了好长时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咬着牙不让它掉下来。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看我的家,这个我生活了十四年,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占据我大部分记忆的家,因为新主人在开春后就会拆掉这个房子。想象着它即将从这个世界上抹去,我真想大哭一场。

过去我出书,差不多都是把书稿交给出版社,然后按部就班配合出版社做一些事情就行了,至于书怎么设计,什么时候出,我从来不操心。但这次,从跟出版社签下合同开始,我就急切地期待它能早点出版,因为我要给我心里最重要的两个读者看看。但是病魔先行一步。在等待出版的过程中,这本书似乎成了生活中的一个负担,一直让我纠结。大概是这本书从写作到出版过程中人生有了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仿佛记录的是自己的伤痛。

当我拿到这本书的那一刻,我知道,折磨我的那个心结解开了。我可以平静地接受亲人的离去,将生活的一页慢慢翻过去。

带三个表 @ 2014-12-08 22:01:24 分类: 未分类



这本小说是我第二个长篇,虽叫长篇,但不太长。一想到大家都看不到第141个字,我就不敢往长了写。一般人们写小说都喜欢写自传体或是催人奶下的爱情故事,这两样我都不会写。我能写的就是荒诞故事,越离谱写得越得心应手。《山上有神》就是一个荒诞+黑色幽默的故事。故事的背景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故事本身一直发生在你身边。

这个小说是根据朋友讲的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当时她用三五句话就把故事讲完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好像在土里挖出一块骨头,它是一块恐龙的骨头还是一块孔雀的骨头呢?不知道,反正我把它还原出来了。至于还原出来的是个什么动物,你们有兴趣自己去看吧。

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姚家沟的地方,欢迎进入姚家沟的荒诞世界。你可以通过如下几种方式进入——

1,自驾。
2,随团。
3,翻山。
4,迫降。

带三个表 @ 2014-11-22 3:31:01 分类: 闲扯

当我们去争论一些问题的时候,究竟争论的起点在哪里,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如果我们在一个共知的前提下去讨论,大致不会出现鸡同鸭讲,各说各话的问题。如果从0起点开始,就变成中国式争论了。人们共同认知的常识越少,歧义就会越多,争论也就越没意义。

最近有个叫肖鹰的清华大学教授红了,但是红的有点与身份不符。早在几年前因为他跟马未都叫板,我就注意到这个教授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马未都去希腊,参观博物馆,对西方古典艺术表达时极其重视细节的准确感慨万千,写了一篇博客《艺术细节》:“在德尔菲遗址博物馆,当我看见一件古希腊男性躯干的雕塑时,细节让我震惊!这一细节我相信大部分男性都未必知晓,但却真实地在2500年前的雕塑反映出来……男性有两个睾丸(个别男性例外,仅一个,不会影响功能),两个睾丸所处位置并不在一平面上,一高一低,一般来说,绝大部分(90%)男性的睾丸是左低右高;它和人类其它器官的均衡出现完全不同,人的双耳、双眼、双鼻孔、双手、双脚虽有差异,但肉眼一般看不出,而双侧睾丸必定一大一小,呈现一低一高态势。这一细节,非医学生理专业人士一般不知,可在古希腊的雕塑中却有准确无误的表现。”

结果,研究美学的专业人士肖鹰不干了,他在博客上贴出了一堆古罗马雕塑的图片,证明马未都胡说八道,说男性的睾丸都是一边大一边齐。

因为这个“扯蛋”的话题,让我知道了肖鹰这个名字。我记得有生物学家说过,雄性哺乳动物的睾丸之所以不一样大,不一样高,是进化的需要。因为这东西当啷在两腿之间,万一突然受到外力的挤压,要是一边大一边齐,挤爆的几率会很大。所以,在漫长的进化中,出于自身保护,慢慢进化成横看秤砣侧成钟,大小高低各不同的现象。但有个教授一直没进化。

其实肖鹰教授脱下裤子自摸一下即可知道自己睾丸大小,或者随便问问周围的男性,他们的睾丸大小,或者问问周围的女性,她们见到的男人的睾丸大小。他不,非要贴出一些画册里的图片来证明——宁信度,无自信也。典型的呆子!

后来他跟马东叫板,批评春晚。我过去曾经报道过至少五回春晚,从第一次写春晚报道就知道一个最基本常识——它办的好坏跟具体某个导演、演员、作者毫无关系,它是一个被扭曲的最具中国特色的电视节目,你如果想批评春晚,跟那些具体操作者较劲,那完全是打错地方了。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春晚做成那样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这个教授就不知道,他跟马东掰扯起来。

后来,他又开始批判韩寒,说他是“反智”“低俗”“是文坛最大丑闻”……全是结论,没有证据。但是之前这位教授说过:“韩寒是一位很好的社会批评家。”我真有点怀疑这位教授是不是也在代笔啊?

因为我关注了这位教授很长时间了,发现他有时候就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为了骂人而骂人,这就显得有点低级了。有一类人,活的寂寞难耐,觉得没人喝彩,干起事情来才会不由分说。

最近他又跟崔永元杠上了,起因是二人转。这位教授关于二人转的常识真他妈的是一窍不通。我是听着二人转长大的,后来回东北采访过三次二人转,也采访过赵本山,二人转什么样,我一清二楚。咱先不说二人转黄不黄,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所有民间戏曲都有黄色内容,山西有酸曲,陕西有信天游,甘肃青海的花儿……里面都有黄色的内容。二人转凭什么不能有黄色?但是这个研究绘画美学的教授就不允许。

说实话,赵本山把他的产业搞那么大,他自己很清楚,如果把二人转搞得太黄太低俗,对他只有不利。所以他倡导“绿色二人转”。如果没有赵本山,可能现在的二人转就是黄泛区。没错,大众喜欢的东西都很低级,不光是中国,外国也是。但这就是文化,它必须有层次才行。没听说哪个艺术一出现就是高雅的,这是基本常识吧。

这个肖鹰,以为自己看了不少书,出过不少书,研究过不少学问,就可以从中国最高等学府下凡指点江山了。结果就是典型的书呆子发飙——全是笑话。

好了,咱不说这位清华附小教授了,咱们说说常识问题。

我发现现在人们一争论起来,往往不在一个层面上探讨问题,这让争论本身毫无意义。我说苹果是绿的,他说苹果有点酸,因此就争执起来,那不是神经病吗。那么,常识是——你对苹果至少的有最基本的认知吧——它什么颜色什么口感是毋须争论的常识。就目前贵国人对事物的认知,还停留在盲人摸象的水平上,过去只有六个人有机会摸象,现在是全民皆有条件摸象——简直是一千个瞎子眼里有一千种象。谁说物种一直在灭绝?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就有点反智,这可能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缺失的一部分——那就是对常识的忽略。就是因为过去的思想家们过早地得出太多的结论,让我们失去了探索世界的兴趣。现在移到互联网上,一到社交媒体上,都现原形了——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里的教授。

网上对常识的解释是:“普通的知识,众所周知的知识,一般的知识。一是指与生俱来、毋须特别学习的判断能力,或是众人皆知、无须解释或加以论证的知识。”如果你跟人争辩,是在这个定义之上吗?

所以,当你看到越多的争论、口水战,就是越没有常识的表现。这说明在今天,即使这个国家有了最现代化的一切,人,依旧愚昧。

另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你不能因为某些大学教授没常识而纵容自己没常识,听见没?!

带三个表 @ 2014-10-16 23:01:05 分类: 闲扯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出了一本书:《谈摇滚》。关于他为什么要出这本书,他在序言里说:“我年轻时并未认真听过任何一张摇滚唱片,甚至Doo-wop这类街头音乐也没有怎么听过。很多事情都证明我是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这一点我并没有继承我父亲的基因。我在三十岁以后才开始听摇滚乐……摇滚乐是美国年轻人为全世界创造的充满迷人魅力的文化,有音响的地方,就会有摇滚乐……这本书里的很多文字是我在当上美国总统之前写的,只有第三章和最后一章是我在担任总统后写的。这是我第一本与政治或我的人生经历无关的书,我希望以后还会去谈谈文学、艺术、电影或是戏剧,谁知道呢。”

奥巴马写这本谈论摇滚的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似乎他自己也没有交代清楚,估计是他振兴美国经济无望,靠这个打发为时不多的执政时间吧。这本书一共七个部分,除了第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还值得一看,其余内容差不多是老生常谈,没什么新意,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些保守。尤其是他在书中主张摇滚乐的政治正确,这似乎不该是他这个身份的人嘴里说出的话。

第三部分是本书的卖点,因为他做到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音乐记者或者乐评人做不到的事情——与世界各国政要谈论摇滚,记录了他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巴西、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在内的政客们谈论摇滚的故事。想想也很奇怪,这些政客们见面不讨论国际大事,谈论U2的唱片或者麦当娜的着装,似乎有点不务正业。当然,奥巴马以他特有的幽默感,确实把这些政界里的边角下料写得妙趣横生。同时也能看得出来,很多国家的首脑也确实有音乐品位,当然也有些毫无品位的人,比如贝卢斯科尼、萨科奇,还有普京。奥巴在评论萨科齐的音乐品位时说:“他居然只听披头士,从来没听过皮特·西格,他在音乐上的品位和对女人的品位是一致的。”他还曾给本·拉丹写过一封信,里面他调侃到,如果拉丹投降,至少在他自由的时候可以让他和保罗·麦卡特尼见上一面(拉丹是披头士的歌迷)。

最后一部分是奥巴马以总统身份谈论摇滚乐和美国文化的关系。这部分内容分析得还比较到位,毕竟过去没有哪个评论家站在美国总统的角度去思考美国文化。

当然,这本书出版后,奥巴马并没有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包括《滚石》杂志出版人简·温纳的个人邀请,都被奥巴马婉言谢绝。这也给媒体提供了热火朝天的吐槽机会。

“这本书至少证明了总统先生卸任后不适合做乐评人这份工作。”——《今日美国》

“《谈摇滚》的编辑下了很大工夫,几乎找不到病句何不恰当的词汇,它的错误率和总统目前的民意支持率一样低。”——《洛杉矶时报》

“总统对音乐的鉴赏力和他对领带的鉴赏力是一致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美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达到了二战以来最低点,原来总统先生一直在忙于谈论摇滚乐。”——《纽约时报》

“Ob-La-Di, O-Ba-Ma-Da,我和林格最近正在商量复出的事情。总统大人,你知道我们乐队现在缺人,欢迎加入我们,这样我可以面对面告诉你披头士音乐的品位。”——保罗·麦卡特尼

“总统开始评论摇滚了?天哪,这可不是件好事,他会失去更多年轻人的支持。”——比利·乔·阿姆斯特朗(Green Day乐队主唱)

“奥巴马的摇滚乐的理解还不如亚马逊网站上那些在唱片下面购书者留言的水平。”——《滚石》杂志

“看来我和奥巴马没有共同语言,他只会谈摇滚乐,而我只会谈政治。”——波诺(U2乐队主唱)

“这是我读过的最蹩脚的一本谈论摇滚乐的书,而且竟然是一位美国总统写的。”——《公告牌》杂志主编托尼·热维诺

“里根当年当总统时,也不敢写一本关于电影的书,为什么奥巴马就可以不懂装懂?”——《时代周刊》

带三个表 @ 2014-10-11 2:30:25 分类: 未分类


歌星传记的开篇,往往有一个俗套,就是通过细枝末节从童年或少年时代的一些经历将自己和音乐联系起来,以此证明他后来成为一个歌星或音乐家是有根有据的——这跟过去给皇帝写传记的时候天出异象是一个套路。但是李宗盛这本书的开篇却没有这个俗套,而是直入内心,写他这几十年在音乐上的挣扎。你可以说这是本传记,也可以说是他对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思考。文字一如他直白而富有哲理的歌词,有俏皮,有伤感,有无奈……但这一切又能被李大哥的温暖所融化。甚至我在读的时候忘记了华语歌坛的恶劣环境,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吧。

书共分五个部分,都取自他的歌名:《你像个孩子》《没有人知道》《我和你》《当爱已成往事》《我终于失去了你》。

在《开场白·序言》里,李宗盛写到:“大约八年前,我坐在房间,抱起吉他,想弹些曲子,发现弹上十几个小节就弹不下去了,眼睛盯着吉他上的纹路,开始走神。好像思绪是被人拖到别处,怎么也回不来……我怀疑,是不是我这一生该写的歌都写尽了?当年创办木吉他合唱团,进滚石唱片,也有写不出的时候,最后总能化险为夷。可现在想越过去的动力都没有了。既然思绪被人拖走,索性跟着它走吧,看看能发生什么。走着走着,便想起太多往事。既然歌写不出来,倒不如把陈年旧事记录下来。这一写写了十几万字,那些你猜对或猜错的事,那些我写对或写错的歌,那些我说对或说错的话,都在这本书里。”

说来说去,流行歌曲还是年轻人该干的事情,它的含量比较小,年轻时有一点感觉就能把一首歌填满,等真上了年纪,事情一想明白,写歌的那个魂儿也就散了。如果一个人到了中年之后还能写出有年轻感觉的歌曲,那一定是太幼稚了。

在《你像个孩子》这一章,李宗盛主要谈及的是他的成长和生活中的琐事,看上去像散文,很写意。但读下去会发现,他是在写触动他创作的生活和观察生活的方式,看似蜻蜓点水,实则涟漪泛泛。他用很细腻的笔触剖析了他是如何从灵感出现到他找到感觉再把歌写下来的过程,这些经验,不仅对歌曲创作,对任何创作都有启发。他觉得人在进入创作状态时要有一种童真、童趣,再用大人的方式描述出来:“很多人写歌,总是被太多机会主义的东西干扰,先去想到它写出来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然后会去想把它写得怎么深刻或是流行,而忘记了歌本该是打动人的。”

人们都觉得李大哥写男女之情,尤其是写女人的那些心思写得非常到位,俨然一个情感专家。关于这方面的写作,李宗盛在书中透露了他的秘诀:“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琢磨女生的心思,开始看不透,后来发现女生需求的东西是男生想不到的,我开始琢磨女生需要什么……”在李宗盛看来,女性的世界没有文学作品描述得那么复杂,人性中总有最相同的东西,用一种童真的方式去看女生,反倒能看得更清楚。他反复提醒读者,写歌无非有两个主题:女生和人生。

《没有人知道》这一章里你会发现,李大哥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凝结了多少痛苦。也许在我们看来,一个唱作人写一首广受欢迎的歌曲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如果你不绕道它背后去看,永远不知道,一首几分钟的歌曲需要付出多少努力。《17岁女生的温柔》从开始有创作想法到最后歌曲成型,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第一句“17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中的“很那个的”这几个字原来他用过很多词,但总是不能把17岁女的特征写到位,既不能太直接又不能过于含蓄,要用一个中间感觉的词,这一下难倒了李宗盛,他前后换过两百多个词,就是不满意。直到有一次跟朋友通电话,朋友在电话里面讲话有句口头禅:“很那个的。”李宗盛灵机一动,何不用在17岁女生的身上……《凡人歌》是李宗盛生生写出来的,就是因为那句“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原来,这两句歌词是用在另一首歌里,原句是“爱人消失不见,心里有冤无处喊”,但是改来改去就把这两句歌词拿掉了。可是扔掉了又怪可惜,于是他想重新写一首歌,把这两句用上。但没头没尾,写什么,怎么写,他又开始了一段痛苦的经历:“在街边吃面的时候脑袋里都在想着韵脚,翻甘天联间,潘山弯先搬……”不过这首歌的创作还算是快的,用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寂寞难耐》写了一年,《忙与盲》写了半年,《生命中的精灵》写了三年……李宗盛说:“几乎没有一首歌是一蹴而就的,有时就是一句歌词中的一个词,会卡上半年。当时大家写歌都希望写出不一样的话,还要让这一句流行起来,简直会要人命,字典都翻烂了两本……”确实,没有人知道一个人在创作时的那种痛苦,即使李大哥复述这些创作过程带着些调侃和轻松的语气,但依然让人肃然起敬。现在还有人会这样写歌吗?

《我和你》这一部分主要是写李宗盛和他周围的朋友的故事和在唱片公司工作的经验之谈,没什么八卦,都是围绕着当年台湾音乐环境写的。这一章似乎能把我带回到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从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上都能看得出他们做事的认真和诚实的态度。尤其是,他们每次开会,企划歌手定位包装的细节,真是很启发人啊。现在市场企划营销的,真该好好读读这本书,人家当年是怎么做歌手企划的,再看看现在的你们!李宗盛说:“当年台湾流行音乐繁荣,和当时台湾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比较一致有关,不管针对市场还是针对内心,都不会有太多偏离。现在台湾社会犹如迷雾,我时常看不懂,也不知道该去写什么样的歌……”

《当爱已成往事》这一章,我猜李大哥本来是不想写的,但是人生有些东西是绕不过去的,尤其是,这本书写的很私人化,要是不谈谈感情,会让人觉得不够真诚。但是明显能感觉到,李大哥在写这一章的时候有些拘谨,不像其他章节那样挥洒自如。他说:“在别人看来,写男女之情一向是我最擅长的,但写到自己,却找不出任何一个合适的词。如果有一个女阿宗,我猜她会把我写透。”

最后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我觉得才是李大哥发力的一章,这部分主要是写他离开台湾来到大陆后,开始思考整个华语地区流行音乐,恰恰在此时,整个华语地区流行音乐开始衰败。一向温和的李大哥凸显杀机,毫不留情地对整个华语流行音乐进行批判。他觉得台湾是越来越保守,只会在保守和时髦之间找平衡。90年代中期滚石推出过三个女歌手的专辑,在市场上的反响不如期待的那么好。从那时起,李宗盛就有隐隐的危机感,似乎流行音乐出了什么状况。后来,事实验证了他的隐忧。尤其是来到大陆生活一段时间,才更清楚台湾流行音乐的问题所在。而大陆这边他一直认为音乐行业的从业者对流行音乐美学缺乏认识,只知道模仿香港和台湾,是一群投机分子,缺少人文关怀和人文情怀。李大哥把我很多心里想骂的话都说出来了,过瘾。

“我很幸运,我会弹点吉他,会写歌,赶上了流行音乐的好时代,还能让我有那么一点点成绩。现在,一切都失去了,那些点滴的美好,只有在我弹吉他走神的时候才会出现……”

带三个表 @ 2014-10-05 4:35:20 分类: 杂谈

(一)

前些日子,《三联生活周刊》出800期,主编让我写一篇回顾文章,结果第一稿被他给打回来了,说写得不好。我也觉得写得不好。他说让我回顾写采访的经历和故事,不是写评论。其实我知道该写什么,只是在我写的时候,发现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些细枝末节了。把当年采访的文章拿出来看,试图从文字中找回我的记忆,结果好像是哪个环节断了,还是想不起来。我很清楚,这是选择性遗忘而已,把那些我不喜欢、没兴趣的经历忘掉。善于遗忘的人会比记忆力好的人快乐,我始终相信这句话。

十年前,我的人生经历了一些波动,生活变得有些迷茫。我记得,非典时期,我在周刊经历了第一次瓶颈期,非典打乱了那一年的生活节奏,非典结束后,我的节奏始终找不回来,连续几个月没有写出一篇稿子,一直到9月份,才慢慢恢复状态,写了一个周杰伦的封面故事。这期间,主编找我谈过三次话,每次都用非常严厉的口吻对我说:“如果下周你还是交不出稿子就走人吧。”但我始终找不到感觉。我估计后来主编也对我失去了耐心,他也许正在找合适的借口开掉我。幸运的是,在他还没找到借口前,我恢复了状态。

那次经历开始让我想一个问题:我真的会当一辈子记者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帮朋友吃饭(我不在场),人们在饭桌上聊我,饭后一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说那次饭局关于我的事情,歌词大意是:当年一起玩的朋友差不多都事业有成,只有我还在做一个小记者,是因为我的个性阻碍了我走向更进一步成功。朋友说:“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他们不了解你。”撂下电话,我在想他们说的成功,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词跟我有什么直接联系。我想得更多的是怎么让自己开心。

一个人每天睁开眼睛想他欠这个世界什么,决定了他的快乐程度,欠得越多越不快乐。我每天睁开眼睛,想我欠这个世界什么,可能是主编一篇稿子,或者半年的房租,或者一个人情,再想不出太多严重的债了。如果我是个老板,我可能欠员工的薪水、国家的税、该执行的合同、该完成的各种工作、甚至法院的官司、官员的贿赂……还有一种危机感,比如公司在竞争中的命运、玩潜规则带来的隐患……我想,当老板会整天一脑门子官司,肯定比我欠主编一篇稿子压力大。这么一想,我开心多了。

大部分人活着是为了证明自己。30岁以前,我这么想过,但是发现这个逻辑很操蛋——因为你永远证明不完。30之后我不再想去证明什么,而是通过做点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充实一些,如果做的过程中还能给自己带来点乐趣那更好,这跟我在上学时感兴趣做一些事情不管结果和回报的习惯是一致的。我在大学毕业之后第二年有过一次面对死亡的经历,这让我过早地去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大致想明白了一点——人一生当中该得到的东西在生下来的时候就分配好了,只是你如何拿到这些,什么时间拿到这些的问题而已。这种想法似乎很宿命,但是会让我变得平静坦然,不去争不属于我的东西,老天从不偏袒任何人,你什么都带不走。既然如此,那就简单地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二)

十年前,我突然很冲动想写一个小说,但始终没有动笔写,直到2009年才把它写出来。我过去曾有过两次写小说的冲动,第一次是上高中,写了一个八千字的小说投给了成都一本文学杂志,没想到一个月后收到了编辑的退稿信,虽然只写了一页半,但这封信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知道小说不是那么好写的。直到2001年,我辞职在家,有大概三个月无所事事,为了打发时间,我尝试去写一个小说。这次比较认真,提纲列得很清楚,计划写20万字,但是写到四五万字的时候,我去三联上班了,小说扔在那里再没碰过,两年之后再拿出来看,发现写得狗屁不是,就再没想过去把它写完。

2004年,我看到一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启发了我,我有点按捺不住冲动想去写小说,但这次我没有急于动手,而是把这个故事反复琢磨了好几年。我知道,自己还不是那块料。因为我一直觉得没什么写作经验。小说是一种比较丰满的写作,需要了解生活,还要明白生活。尤其是明白生活之后,才能把自己从生活中摘出来,去观察分析,小说就是用故事来解读观察分析的结果。我觉得自己还有些浑浑噩噩,没有看清生活。

这也许证明了我后来为什么爱写博客了。我记得第一个因为博客采访我的记者问过我一个问题:“你整天写博客,是不是为了炒作自己?”我立刻顺着她的竿子往上爬,大谈炒作成名挣大钱不要脸,我以为记者能听出来我在胡说,没想到她根本没听出来,还兴奋地循循诱供。开始我觉得拿一个人找乐子挺好玩,后来觉得在一个毫无判断的人身上恶作剧非常残忍,在她的价值观逻辑里,我那些胡话都是正确的。我实在有点同情她。第二天我不得不又打电话跟她解释了一遍,告诉她我不想欺骗她。她电话那头半信半疑的样子让我很绝望。

再后来,采访我的媒体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写博客那么勤快?我老老实实、发自肺腑、认认真真地回答:第一我想写;第二我觉得自己还不太会写,用写博客练练手。结果我每次都能从对方的表情和语气中看(听)得出,他们根本不信,反而觉得我不太诚实。我也能理解,他们已经默认我是一个有很强写作能力的人,认为我在回避什么,或是有些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用比较恶俗的判断就是——你这么热衷写博客,一定有功利之心,或者想成为一个意见领袖,进而通过这个名声变现。

妈逼的!我又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导!

(三)

的确,在我博客最火的时候,它真给我带来很多变现的机会,我觉得那次我缺席的饭局上那些哥们儿们对我的评判很有道理,我的个性阻碍了我像他们那样成功。我发现,在当今这个社会,你变现有时候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除了自身的正面努力,还要交出自己的底线,可惜我是个底线感很强的人,诱惑越多越警觉。底线只有一条,一旦越过,前面就没阻拦了。

而且我当时的兴趣只是停留在写上,对写字会给我带来什么我没意识,顶多是自得其乐。好多年前,我曾在《人民日报》上写摇滚专栏,编辑跟我开玩笑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给你立档案了,凡是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过三次的人他们都立档案。”虽然是玩笑,但我明白一个道理,媒体会放大一个人,会容易被关注到,出名也很容易。这反而让我觉得写字容易被人关注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儿。尤其是后来做了记者,更清楚信息传播对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影响。现在,出名比出门还容易,人们追逐出名是为了改变自己,并且能给自己带来更多东西。这本身没什么错,但是在出名过程中人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以我的观察,人和名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人,后者不像人。

如果我写博客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那我现在可以坦白,信不信无所谓:我希望能通过写博客去练练手,同时让自己思考一些东西,政治的、文化的、人际关系的。可能很多人不明白,干嘛要去这样思考呢?这不是很装逼吗。没办法,这就是境界的差别啊!

除了通过写博客思考一些事情之外,还有就是希望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以免将来忘记。你看本文开头,当年采访过的事情都快忘了,看来写在博客上的事情将来可能也想不起来,要是不写下来,可能真的什么都记不住了。

(四)

在我写博客之初,我并没有想到那些无聊的文字会受到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浏览开始让我有种被偷窥的感觉。我有段时间对这种关注感到极度不适应——因为我习惯了在纸媒体时代单方面提供信息的方式,它不会让你迅速意识到你写的文字在读者中的反应是什么样子,这对写作来说是件好事,会把注意力放在文字本身。但是网络时代的特点是你不管写什么,都会迅速有反应,这种反应有时候是好的,会对你有帮助的,让你能开阔思路,甚至纠正一些错误。不好的就是这些留言和评论会干扰到你,好像有一帮人就坐在你对面指指点点,有时候会潜移默化影响到你写作思路和态度,写东西好像都在针对对面坐着的人。如果有人自信心差,或者善于媚颜,几天就会被那些留言的口水绑架。我为什么写作?当然是为自己。但是,不管你把网上的读者当成朋友还是陌生人或是讨厌的人,这种零距离互动都会影响到写作。从一开始我非常抵触这种互动。但是这种逻辑就像悖论一样——我说:我写什么是我的事儿;他说:你公开了我怎么评论是我的事儿。中国民众掌握初级话语权后的思维方式都这样——我总算有机会去留口水了,而不明白评论是一种门槛很高的技能。当人们尚未受过评论这门技能训练直接进入到评论界成为一种食腐动物后,就是你今天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个样子。

几年后我才慢慢适应,适应的方式其实是换了一个角度来面对这种互动,这样会避免到对我的干扰,那就是,把留言评论当作是一种社会调查问卷的回答——因为一篇文章会引来各种反应,并且千奇百怪,容易让你看出他的真实状态和对某些事情的态度,实际上通过这些人留下的信息可以判断当下中国是个什么状态。

现在不是流行大数据吗,大数据都是为商业服务,如果有一天大数据能像我这样去把它当作一个社会、人性的分析,可能利用价值会大大提高。

如果说这种几乎没有距离和时间差的互动让我改变了什么,那就是我的思考方式。原来,我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姿态指指点点,但后来我明白了,都是人性使然——有什么德行的人,就有什么德行的现实。没事翻翻古书,看看西方历史,纵横对比,发现人性这东西太奇妙了,它决定了世间一切。当然这没什么新鲜的,鲁迅等人早在几十年前就这样干过,但是世界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剖析而有任何改变——都是振聋发聩的耳旁风。五四运动其实是在普及常识,现在整个社会依然没有常识,并且越来越没有常识。我原来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常识意识,后来发现,是历朝历代积累下来的价值观体系里就没有常识的位置。

后来遇到一些人,聊起我的博客,都会说,你现在怎么不写了,是不是喝过茶了?我懒得解释,因为一旦你看透了一些东西,会有一些无力感,也就真没任何兴趣了。从2011年之后,我开始转向对人性的思考——这是正根儿。有时候我真想有科学家那样的能力,发现人性的基因密码,通过改变这些基因链来改变贵国人这样的劣质物种。

中国人看中国人,都能一眼看穿人性,问题在于,由于自身具备了大量与对方相一致的人性东西——不管是好还是坏,所以在瞬间会忽略这些,进而容忍这些——除非他的利益受到侵犯和伤害才会有反应;还有就是在对比道德感高低时,当位置对自己有利时,为了表明自己的高级,才会出来证明一下自己。除此之外皆耳聋眼瞎。我不知道这些习惯是怎么养成的,但是知道两千多年的灿烂文化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中国人从来不习惯反省自己,都是去帮别人反省。我想这和中国古代道德成熟过早且很快和利益联系在一起有关,并且被统治阶层利用得游刃有余。中国人反省自己就跟揪着自己头发想把自己拎起来一样——方式就是错的,头皮一疼就松开手了。

所以,这些年我的兴趣集中在研究国民性问题,对于当下发生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件,如果你能看出来它和传统一脉相承,就再也没兴趣关心了,因为问题都出自一个根源。历史在重复、错误在重复、警示在重复……

(五)

这十年,我一直在否定自己,有很多顿悟和发现,这让我觉得生活并不无聊。这几年,我开始与我的过去生活状态和环境渐行渐远,我不爱参加社交活动,各种饭局基本都举免站牌。不知为什么,随着年纪的增长,反而对社交越来越恐惧,有时候聚在一起,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当初的一些朋友都成了名人,我开始有意回避,我对名人的态度就是尽量和这个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管他是谁,相忘于江湖总比相望于饭桌来得舒服。有时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去想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反而很快乐。甚至我开始有意识跟社会前进的步伐脱节,这样能让自己冷静一些,尽量不去知道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以及最新流行的产品或名词。进而,开始否定自己过去的写作,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以前写博客,心知肚明自己是在扯淡,后来我非常厌恶自己写的这些,有一回看到网上有人转载我的文字,看到一半心里大怒:哪个傻逼写的?看到最后发现是转自不许联想博客。

我不是想让自己变得深刻,而是希望自己的态度端正一些。当所有人都在网络上写一些所谓幽默搞笑耍贫嘴的文字时,我必须抛弃这类文字。这样一来,发现自己又到了一个瓶颈期,发现否定了自己之后,不会写字了。

当年写《沿着瞭望塔》的时候,小说写完马上能进入到其他写作状态,但是这次《山上有神》写完,竟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写字的感觉了。开始以为是用东北方言写作,写完后要有一个从中走出来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不是,是自己否定厌恶了太多过去的东西,很多东西被我破坏了,在重建期不会写字了。明白这一点后我很高兴。

抛弃自己,就意味可能抛弃读者。在互动关系非常紧密的今天,对很多人来说追随你的读者就像一个瘾君子被你的毒品勾引得如影随形,这些人是写作者温暖的港湾,会给你带来自信、得意、虚荣……甚至是你的摇钱树。这绝对让人难以割舍。我从一开始就不“尊重”读者,是因为我不喜欢这种粉丝关系,这种貌似亲密关系有可能转换成绑架。我现在看到太多写手写作具有针对性了,一旦这种关系成立,实际上写作很容易演变成做作和不诚实,变成针对粉丝的欺骗。刚开始,这种欺骗你还有意识,到后来角色可能因为自己不断滋生的幻觉而悄悄互换,最后被绑架。只是,当这种利益关系确定后,你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说琼瑶和罗琳都是针对某一类读者群写作,不是也很好吗。但是他们永远是单向琢磨读者,诱发想象。一旦互动起来,大概写不出好玩意儿来。你看看现在以粉丝为销售对象的流行文学、电影,大概就明白了。这和纸媒体时代的粉丝文化有着本质区别。

(六)

这十年,虽然有很多变化,甚至一些变化天翻地覆,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来说,感受最深刻的是:话语在失去力量。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话语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失去了应有的力量?表面上看是信息越来越多,更新越来越快,但人们的理解和记忆是有限的,所以话语存在的时间越来越短,在话语还没有释放力量的时候,它就被刷新。这有点像养猪,过去养猪,要养上一年,猪肉里才会形成一种成分,这个成分决定了猪肉的口感,吃起来才香。现在养猪都是短平快,还没等猪肉里的香味酝酿成熟,就宰了。

但从更深一个层面上分析,可以说当中国人普遍拥有最基本最低级的表达权之后,他们既是最多的话语制造者,也是话语最多的接受者。话语在过去有力量,是因为它的制造者、传播者和接受者都是具有一定理解能力的群体,所谓精英群体。当他们把话语的力量理解后,能再次释放出能量,所以话语有力量。

今天的话语在传播中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制造话语传播话语,可是在传播中被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消解,消解过程就是让话语失去力量的过程。比如一个严肃的话题,被下一个人传播时,他通过自己的理解,变成另一种口味的东西,原来的味道不见了——所谓跑题。比如,警察抓到了一个杀了十条人命的嫌疑犯,把嫌犯照片贴出来后,结果发现,这个嫌犯和乔治·克鲁尼一样帅。接下来,在传播过程中,一些花痴加入进来,把重点放到了这个杀人犯的模样上,大赞其帅,而弱化了他的残忍,进而被消解成一种娱乐与消遣。我想,话语在传播中所受到的待遇和嫌犯的待遇是一样的。

类似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我们不能责怪新技术带来的新消费方式,包括对信息的消费。它只是中国人在普遍拥有话语权之后暴露出一个普遍问题——没有常识。没有常识还要去做判断,就是有权(利)无能(力)。这就是在有常识的人看来,总有一种力量会让我们泪流满面;在没有常识的人看来,所有的东西都会让他泪流满面或者让他无动于衷,话语失去了层次感,失去了对比,变成一种仪式或姿势。而且消解话语往往是以反智方式传播,反智的人并不觉得自己愚蠢,反而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反智自信立刻爆表。

这个国家历史上是这样的,过去识文断字的人占5%,这些人为后人写下了历史;现在所有的人都识文断字,但是95%的人是识字的文盲,还是由5%的人写下历史。问题是,在信息制造和传播层面,这95%的人以劣币逐良币的方式书写没有常识的历史,并引以为荣。当他们不断拉低整个社会的智商后,话语注定失去力量。话语本来是通过其力量启智或是唤醒麻木的灵魂,但是今天它失去了这个功能。当话语失去力量,它只能沦落成一种文字游戏,博人一笑,如同妓女遇见嫖客。

(七)

有了微博这类更快速的社交媒体,人们放弃了博客,让当年写博客的人远离了公众关注的视线。对我而言,这可以让我心里更平静一些,从张牙舞爪的状态中走出来。作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虽然对信息传播原理一知半解,但是解释我自己的处境已足够,那就是:人总是在被传播中放大扭曲,庆幸的是,我被放大时还能保持清醒,时刻知道自己的原形是啥样——那是别人给你虚构的剧本,它可以很逼真,很精彩,但终究是剧本。人这一辈子没什么永恒,只有一种常态——它既不痛苦也不快乐。而痛苦和快乐只是这种常态中偶尔蹦出来的点缀而已,随时会成为过往云烟。

我庆幸自己像猫一样警觉,甚至有意识与当下的价值观对立起来。曾经和一个半成功人士聊天,出现价值观冲突,半成功人士不解——你这样不累吗?我问:你操逼吗?答:操啊。又问:那么累的事儿你干嘛还干呢?答:舒服啊。我说:欧耶!

说到这里如果你感到有些沮丧,请别当真,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是你,我是我。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相似的人生轨迹。但是人们常常会把对世界的认知和对自己的认知混淆起来,反倒给自己平添不少烦恼。

(八)前段时间,我在博客上问,有谁看我博客看了十年八年,有很多人回信,给我讲了很多这些年的经历和故事。从这些回信中我能感受到,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有人当初还是个青涩女子,现在已沦落为孩子的妈,多好呀;有人当初还是个光棍,后来有了老婆,就不看我博客了,结果又成了光棍,后来只好继续看我博客,结果又有了老婆,一阵儿沧海一阵儿桑田,多好呀;有人刚看我博客的时候还在念书,现在已经换了好几个国家,多好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成长吧。博客也确实给我带来一些美好,这是我生命中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会记住这些。我记得,当年媒体采访我,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博客是否改变了你的生活?”我说没有。这是句实话,因为当时我察觉不出来有什么变化,而且即使有改变,也不是天上地下那种改变,而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积累过程我还没那么敏感能察觉出来,顶多是当时觉得写博客是件事儿而已。

现在,我知道,它确实改变了我,让我对自己写字这件事儿上有了很大的自信;让我因为跟读者有太近的距离而让我有种远离意识,人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这十年也改变了我对中国现实的看法,十年来似乎看到了另一个关于人性的大数据。我该怎么感谢你们呢?

(九)

这十年中国的大环境改变巨大,但在我看来,只是历史的增强版而已。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在2006年就开始思考传统媒体完蛋的事情,我以前还觉得是数字化出现才把传统媒体逼向绝境,实际上也不是,它不过是“数字化让焚书坑儒”而已,而且做起来更便捷迅速,连坑都不用刨。

当年做记者,还心存理想,希望以一己之力去改变一些什么。但残酷的现实无法给这种理想任何空间,除了去改变自己,没有任何可以撼动的东西。实际上,如果每个人都去改变自己,这个世界照样也会改变。

几年前,我就对自己的职业失去了热情和兴趣,甚至对自媒体也没有任何兴趣。通常是,当你看透了一些东西,就知道某些改变仅仅是形式,无所谓新旧媒体,它提供的内容的方式没有改变,人们的理解能力没有提高,任何高级方式都只是向下、向下做兼容,不会改变实质。从这一点来讲,在竹简上写书看书跟在键盘上写字的区别也只是工具、效率和成本的差别,它不能改变人的头脑。同时,商业的成熟让每一次技术改变都变成狂欢。我仿佛看到了李白手持iPhone6对着庐山瀑布拍下了一张照片,忙不迭地把它上传到社交媒体上。但他忘记了把这风景写成一首诗……所谓改变,仅此而已。

写到这里,是不是让你感到有些绝望?因为这篇文字基本在释放你们所说的负能量。如果真有这种感觉,那你一定没听说过罗曼·罗兰那句被引用过千万次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生活。”

零零碎碎回顾过去一些事情,其实也很无聊。以“十年”为题,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借口,总结一下自己而已。

带三个表 @ 2014-09-24 2:52:58 分类: 闲扯

(欧美地区版封面)

(华语地区版封面)

王菲淡出歌坛,但是从来没有淡出过人们的口水。甚至,我们在谈论她的歌时都不那么专心。不知道当人们听到她这张新专辑之后又会动用大脑里的哪一处想象力。

三个月前,跟一个摄影师聊天时听说王菲在筹备新专辑。当时没当回事儿,也没详问,我不太相信王菲还会出新专辑,通过一个摄影师之口传出来我就更不信了。后来才知道,这位摄影师一直在给王菲拍新专辑素材照。但不管怎么说,王菲发片这么大的事儿,音乐圈里怎么没有人知道呢。等拿到唱片才发现,唱片的制作班子基本上都是老外,我数了数,有七个人来自印度,三个人来自巴基斯坦,三个人来自布隆迪,两个人来自马达加斯加,四个人来自智利,两个人来自巴西,两个制作人来自西班牙和法国。比起以前内地某些歌手请个打杂的老外就敢嚷嚷国际制作,这张专辑绝对才是货真价实的国际制作,要不是唱片里有这些团队的介绍,我都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

王菲为什么悄无声息发行这张专辑?为什么放弃华语地区合作班底?专辑里的八首作品究竟是一种什么面貌?

首先,《杂念》跟她的老东家没有任何关联,从里到外透露着一股独立制作的气息,这似乎也在暗示人们,它针对的不是王菲过去的听众群体。至于里面的八首歌,听惯王菲原来那类歌曲的人听到后是否会有爱恨交加的感觉呢,因为当智利Inti-Illimani和巴基斯坦的Shujaat Subramaniam一起用民间乐器营造的迷幻效果的《雾起雾落》可能连听惯后摇的人都会大吃一惊,菲迷们更是会闪一下后腰。

这也不是一张我们概念上认为的世界音乐风格的唱片,可能是因为它太世界了,所以过去任何世界音乐的界定似乎在这张专辑面前都显得不准确,或许World Fusion更贴切一些,但又不是过去我们听到的那种——因为这个定义是美国人造出来的——即总体上它具有美国标准化流行音乐的骨架加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音乐元素,但王菲的这张专辑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感觉即使她把制作团队换成外国人,她心里还是希望音乐的结构更中国一些。当然,这也不是一张New Age唱片。至少在我听过的杂七杂八的第三世界音乐中,还从来没有听过糅杂这么多音乐元素的唱片,甚至,它显得过于奢侈。但你能因此就确定王菲玩起实验音乐了吗?不,她对音乐的感觉永远是领先半步,关键是这半步怎么迈,她每次都能找准方向,然后可以把别人甩出一条长安街。

整体上,专辑里的音乐虽然动用了十多种民间打击乐器,但是并不喧闹,相反,音乐营造出蝉噪林逾静的意境,你只能感叹,那些代表本民族富有激情的乐器,被王菲调理得静若处子,比如,《雾起雾落》几乎就是打击乐铺底的迷幻催眠曲。

布隆迪的三位乐手Kira Zibiri(马林巴)、Hore Wanje(姆比拉琴)、Ngaho Ntama(鼓)和来自巴基斯坦的Swapan Tejendra(鲁达维纳琴)、Narayan Chaudhuri(苏尔巴赫琴)一起合作的《天境》中,王菲几乎像诵经一般从头吟唱到尾。歌词无非是描写一种心旷神远的感受,这些词句似乎在任何带有文艺腔调的散文诗中都能看到,但是唱起来感觉立刻就变了,不是飘渺,而是飘忽。我不知道究竟是鲁达维纳琴还是姆比拉琴,它居然可以制造出一种接近电子合成器的音效,纠缠于王菲的声线之间。

《雨语》的前半部分很像瑜伽音乐和佛乐的混合体,听起来极其舒展,后半部分更多打击乐器加入,一种宁静的平衡被打破,Raba Nyagukira的非洲鼓和Rojas Miguel的巴西都塔拉琴似乎在转瞬间把人们从三界外带入红尘中,尤其是,当最后木吉他和钢琴加入,王菲动用起她标志性的假声时,仿佛让你察觉出一丝人间烟火的气息。但这是短暂的,甚至有些不协调,旋即音乐慢慢被拖入到更高更远的地方,直至消失。

《日蚀》整体上显得有些压抑和幽暗,弹拨乐几乎贯穿始终,这首歌是我听的最心烦的一首,因为很多民间乐器都有一个缺点,音色都比较单调,声音都比较薄。我猜王菲可能想在这五六种弹拨乐中找到一种平衡关系,似乎来自西班牙的编曲Flavio Fernández想做出一种拉丁音乐韵律的效果,但是他大概没听过中央民族乐团的音乐会,结果几种乐器在里面互相磕绊,而王菲的演唱似乎器乐效果隔着很远,这首歌听得我有点莫名其妙。

《杂念》的歌词如果你胡思乱想,任意解读,可以把很多东西套进去,我就不胡乱猜想了,回头你们自己去解读吧。我比较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因为这首好像泄露了王菲的野心,用他国的乐器玩一把中式音乐,所以我恍惚中老觉得里面用的是琵琶、三弦、胡琴之类的东西,歌曲的旋律很像云南拉祜族民歌。

这张奇怪的唱片几乎是纯原声乐器录制出来的,所以没了工业味道,王菲到底要表达什么?我想大概是对当下的一种拒绝吧。

带三个表 @ 2014-09-14 16:30:57 分类: 杂谈

10年前的今天,俺开始写博客。本来想写点什么纪念一下,但是想说的太多,但多是废话,想想还是不写了。一切尽在不言中。感谢黑猩猩们一路陪伴,人生的路上才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