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意思、没感觉、没未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朋克(3)

英国作家乔恩·萨维奇写过一本关于英国朋克摇滚的书《英格兰之梦》,这本书详尽地记录和分析了上世纪70年代英国朋克摇滚的诞生、发展、衰落过程,透过朋克摇滚,能让我们了解70年代的社会现状,总结起来就像性手枪的歌名一样:No Feelings、No Fun、No Future。


征得《英格兰之梦》出版人王启宪先生的同意,本公号将分三次连载《英格兰之梦》导言。如果你对此书感兴趣,可以到淘宝上搜索“母语文化+英格兰之梦”购买。

朋克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摧残与破坏,正因为不被世人承认,几十年之后,这些伤痕才终于随着《污秽与愤怒》、《遥远的触摸》(Touching from a Distance)(黛博拉•柯蒂斯关于她丈夫伊安和他的快乐小分队的回忆录)和《虚无》(Nothing)(保罗•莫利①在本书中对他父亲在1977年6月——朋克运动正进行到高潮时——的自杀做了毫无保留的剖析)等资料的公开而渐渐明朗。它们大都是再典型不过的少年烦恼:年轻一代总是迫切需要人们倾听他们的声音和看法。然而70年代末却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新问题:家庭开始瓦解,60年代嬉皮之梦的破灭,烈性毒品随着供货渠道多样化而泛滥,一个严酷的社会政治新环境。


冲撞乐队早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伦敦在燃烧》(London’s Burning)便反映了这样的现实:“呼啸的风穿过无人的街区,寻找栖身之所/我跑过空虚之石,只因我孑然一身。”朋克的黑暗、疏离、族群性、异质性及其满载的黑色幽默让它成为世界性的边缘美学。自1975年以来,它开始从美国逐渐传到英国和法国,最终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日本和澳大利亚。就当时的英国而言,许多人由于阶级、性取向、性别、观念甚至自身选择而感到被世界所抛弃,还有人觉得自己毫无用处、一文不名、无地自容。对所有这些边缘人来说,性手枪无疑是一部散发着引力或斥力的机器。正如保罗•莫利所言,它那“地狱”般的力量不仅让他们得以向强者宣战,甚至也给了他们屈服的机会,进而完成可能的超越。通过变成梦魇,你便能找到梦想。


1977年夏天,广告乐队(The Adverts)欣喜若狂地唱道:“我交到几个朋友,信仰有一点/钱就一点点,品味没一点。”在1976年到1977年间,朋克聚集了各个阶层的乌合之众:郊区潮人、受大卫•鲍伊毒害的人、出走少年、死硬的60年代激进分子、男女同性恋者、艺术家、迪斯科女郎、犯罪者、瘾君子、各类娼妓、足球流氓、知识分子、摇摆舞狂人,各种社会弃儿。朋克不只是朋克乐队,他们的力量正是来源于他们的听众(正因为秉持了这样的远见卓识,保罗•蒂克尔[Paul Tickell]1995年的《舞台:朋克和手枪》[Arena: Punk and the Pistols]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最具企图心的朋克历史片)。这帮广泛的信众一直在繁衍扩散(在美国有些地区性的差别),嘲弄着时下30岁人的怀旧情绪,你可以在BBC2台的《乐坛毒舌嗡嗡鸡》②那类无脑的搞怪节目中看到。但其实朋克并未创造出一种新的主流青年文化,异常的性和性别政治才是它最初冲击力的关键所在。


突然之间,你不必再孤身一人,你沉沦其中。你创造了一个坏时代,由此获得了好时光。你浑身是毒,亲身实践了伊基•波普在《死亡之旅》(Death Trip)中的教诲:“病态男孩,病态男孩,学着变残忍。”你攻击着二战一代:得意洋洋地将他们自己表达不出的东西甩在他们面前,将无动于衷转为空洞的眼神和暴力的动作。“给我第三次世界大战,让我们重生。”如此不入耳的话,英格兰根本不愿去听,它却偏要说给它听。朋克需要一种献身,而很多流行乐迷和狂热分子并没有做好准备。事实上,这种危险的黑暗美学很快就将演变为死亡、毒瘾和愤世嫉俗,并从此成了许多人心头挥之不去的一朵黑云。这段可怕的旅程笔直通向毁灭,这一点你心知肚明:“走向地狱之时,你总是知道,”来自旧金山的沉睡者乐队(The Sleepers)这样唱道。


如此纠结的情感是朋克独有的文化特征,也是所有朋克相关者依然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但却属于流行文化寻求个体探索的一般过程的产物。然而朋克同样也是世俗的:约翰•莱顿将那首字母缩写词写入《英国无政府》(Anarchy in the UK)之时便决定了这一点。未被定义的性手枪才是火力最大的性手枪——《上帝保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横空出世,对英格兰喊出一声惊世骇俗的“操你妈”。然而他们投下的炸弹威力实在太强,在当时多极分化的政治氛围里,界定的时刻转瞬即至。朋克硬给自己套上了政治的外衣,而政治则反过来占领了朋克,将其分化为极右派、左派(摇滚对抗种族主义③)、无政府主义(愚钝乐队④)或是倡导文化和社会独立的更广义的自主派。


在这个一切媒体都在传播流行音乐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就忘了当年。1976年到1977年间,朋克即便没有遭到全面封杀,也遇到了积极的抵抗,先是来自于音乐产业,然后是报刊、政客,乃至一般大众。这导致了朋克的生产和销售转移到地下,这套地下产销网将基本供需变成了一种美德:既简单又经济,动手干吧!此后,这种大众参与的理念又被因特网进一步拓宽,成了朋克音乐不朽的遗产之一。性手枪曾用力吼着“没有未来”,就像在发出一道诅咒:一切都要靠自己——自己的唱片自己录,自己的歌迷杂志办,自己的书自己出,自己的电影自己拍(就像愚钝乐队),并联合其他志同道合的人结成统一阵线。这一切都成了朋克大肆张扬的负能量之下潜藏的正能量,实现了权力的分散化,并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人们还遗忘了朋克的另一面,那就是它的反消费主义。“别让人告诉你想要什么,别让人告诉你需要什么,”约翰•莱顿警告道;嗡嗡鸡则指出:“以前我只想要,现在我需要。”而在X光透视器乐队(X-Ray Spex)的《无菌少年》(Germfree Adolescents)这张用虚拟现实编织的前卫概念专辑中,在它探讨“身份”、“基因工程”的那些歌曲里,我们看到了宝莉•斯泰林⑤所呈现的噩梦一般的未来。虽然朋克在1978年初之后就开始商业化,但它骨子里却依然对消费主义深恶痛绝,并对流行文化领域甚至置身其中的自己极端唾弃。就像约翰•莱顿在自己最后一场性手枪演唱会那天所说的,“我只想毁掉一切。我不爱摇滚乐。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卷进来。”


1976年春季上映的尼古拉斯•罗伊格(Nicolas Roeg)的《天外来客》(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对朋克影响颇深。片中,大卫•鲍伊饰演的牛顿逐渐迷失了自我,他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在地球上,并开始屈从于享乐的诱惑。影片中最让人记忆犹新的场景之一是:牛顿慵懒地靠在座椅上,醉意袭来,无数画面在周围的电视屏幕上流淌,电视发出的白色噪音犹如无边无际的海洋,将他淹没其中。在1976年的英格兰,这一幕无疑具有未来感,看者心潮澎湃的同时,又不禁心生恐惧。这种双重反应正好呼应了朋克对媒体所怀有的矛盾之情——一面为它着迷,一面对它加以谴责。随着朋克日益被媒体产业所吸收,这一矛盾将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牛顿,世界岂不是太无聊?


然而,就像嬉皮运动强调对社会生态的担忧并一直追寻着它所谓的自治,朋克理想也正是因为一直无法实现才愈发强烈。朋克一面批判着消费主义与媒体,一面注定白费力气地企图从内部改变它们,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朋克的破灭。90年代最接近性手枪的美国乐队莫过于涅槃(Nirvana),后者也是栽在了一模一样的困境之中,只是,涅槃乐队所处的是一个空前残酷的全球性流行/媒体经济环境,所以下场也就更加惨烈。总之,任何想要质疑社会根基的人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两个中心问题:


1、 你该如何避免变成自己所反对的东西的一部分?

2、 如果说万物都存在于媒体中,倘若拒绝了媒体,你又该如何生存?


这大概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劳动节暴动所传达的真正讯息。那次暴动和1999年11月30日的反世界贸易组织行动⑥一样,都是出自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孰不知,资本主义已扎根于朋克的每一条经脉——无政府主义、反消费主义、集体享有和集体参与性。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负责全权指挥,但所有参与者表达的理想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核心:“环境在恶化,大企业在扩张,全球范围内有产者与无产者的两极分化在加剧,诸如此类的问题让人越来越不安,所以才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抗议团体。毫无疑问,某些事情正在发生。人们明白,这个世界正受到某种生态危机的威胁。与20世纪60年代不同的是,现在他们已对传统政党彻底绝望,根本就不指望它们能改变什么,所以一切只能靠自己。这就是大家揭竿而起的原因。”(《观察家》,2000年4月30日)


尽管八卦小报都在散布着老套的阴谋论,但整个劳动节行动却找不出一个明确的领导者。想想变脸的温斯顿•丘吉尔,再想想后来撒播在议会广场上的大麻种子,你会发现,这一次示威活动既有对人的暴力,也有对物的破坏,俨然一出精心构思的造反剧情。诚然,整件事从头到尾并没有一个叫得出名的意识形态作指导,这一点固然遭致了舆论的猛烈抨击,但它非但不是弱点,反而是一种力量之源,正如同朋克在无法定义之时最具攻击力。在“资本主义最核心的本质是对人类阴暗面——贪婪和利己——的奖励”这样犀利的话语中,我们仿佛听到某种庞然大物正在应运而生,某种声音正呼应了约翰•莱顿在《污秽与愤怒》结尾到达高潮的戛然而止:“我只希望未来一代代的人会说,‘去他妈的!受够了。这才是真相。’”


没错,你说对了。


通过改造温斯顿•丘吉尔的雕像来表达朋克激进思想的做法虽然简单,也只是一时之计,但这一幕却和其他一些画面一道定格在了人们心中。它揭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差异,一道1940年代到2000年代的鸿沟,硬生生地将人们分隔成两派:一派将朋克化丘吉尔视为大不敬,而另一派则视之为一个完美隐喻,影射了英格兰这个拒绝正视现实,甚至压根就不承认现实存在的国家。另一方面,它也向我们证明:朋克的鼎盛时期虽然已过去25年之久,但它的基因却依然活跃。只是,它不再以一种音乐形式、一种文化或一组乐队的形式存在,而是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象征,诉说着青年一代的不满、反抗以及种种尖锐的问题。

毕竟,如果不去挑战的话,什么都不会改变。(全文完)



注释:

① Paul Morley,1957 – ,英国著名音乐记者、作家,还担任过乐队经纪人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② Never Mind The Buzzcocks,BBC一档爆笑音乐问答类节目,以吐槽流行乐坛的各种人物和事件而著称。

③ Rock Against Racism,简称RAR。1976 年,埃里克•克莱普顿一次酒后失言,说出“让英国保持纯种白人血统”。以此为导火索,乐界人士发起了该运动,以举办演唱会和发行专辑的方式来反对种族主义。

④ Crass,1977年结成的英国朋克乐队,致力于推行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反抗方式。

⑤ Poly Styrene,1957 – 2011,原名玛丽安•琼•艾略特-赛德(Marianne Joan Elliott-Said),X光透视器乐队的主音歌手。Poly Styrene是她的艺名,原意为聚苯乙烯。

⑥ 1999年在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期间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又称“西雅图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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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只有大众没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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