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光说不唱假把式

崔健最近接受媒体采访,谈了几个问题:反叛、个性和批判。他强调,摇滚乐必须反叛到底,必须坚持个性,必须坚持批判……这语气颇有点“三个自信”。

在好多年前,也就是崔健二十多岁的时候,他确实做到了反叛、个性、批判。现在摇滚教父站出来依旧强调这些,说明这些东西缺失了。再往深了想,这个国家的人民从传统上就不擅长干这三件事儿。

今年3月,我去工体看了一场国产摇滚乐队的拼盘演出,有一支乐队让我印象很深,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反正打扮的特酷,摇滚范儿十足,歌唱的另类得一直不在调上,但让我受不了的是,主唱说话是就是一个娘炮——他一定是刚刚参加完什么电视台选秀节目把台词背的太熟了吧?我问身边的前《北京晚报》记者戴方:“现在国产摇滚都这么玩了?”戴少爷说:“现在小孩不都这样吗,人家觉得挺好的。”我回头望一眼看台上的观众,他们就像从湖南卫视选秀节目观众席上过来的那拨人一样。算了,我还是站在寒风中抽烟吧。

我上一次在现场看国产摇滚演出,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没想到摇滚和娱乐终于井水混进了河水,其乐融融。所以,看到崔健老师面对媒体的一番言论,我有点迷惑,我们俩到底谁活错了地方?

先说反叛吧,一谈摇滚,言必称反叛,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们最初接受摇滚乐的时候,最迷人的都是那些离经叛道的人物,什么吉姆·莫里森了,性手枪了,滚石了,无一不带着破坏欲。后来看到的信息多了,才发现,有些我们理解的反叛,其实不过是一种商业策略(比如滚石和性手枪),现在国人都知道,这叫炒作。“反叛”确实让处在青春期的小青年着迷。还有猫王,其实他扭胯只是因为摇滚乐的节奏让他在一瞬间释放了身体,但是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妈妈会捂上阿甘的眼睛,于是扭胯也成了反叛,成了摇滚乐的内涵之一。还有迪伦,他就是太烦那些死忠的听众,才把木吉他换成电吉他,然后他也反叛了……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在玩摇滚之前,先想好了怎么反叛。你有那种叛逆的性格,活在没有摇滚的世界,照样反叛。如果你没有这个性格,就是成为乐队主唱,每次演出都脱裤子手淫,也一样是个娘炮。

崔健当年唱摇滚的时候,大概也没想明白反叛是怎么回事,但他知道自己生活的时代比较压抑,需要释放本能,摇滚乐给了他释放的方式而已。但是反叛这玩意不能像教科书里的章节一样,先怎么后怎么然后再怎么,玩出的摇滚肯定跟我那天看到的那支乐队一样傻逼。

还有,现在的人谁还反叛啊,中国人的民族气质就是逆来顺受,坚忍不拔,得过且过,知足常乐。这种典型的农民式、社会底层式的生活作风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崔健算是一个异类,或者说“时势造英雄”。在那个时代,必须出来一个对立面。但是现在,人们压抑吗?一点都不压抑。所有的负面情绪、纠结挣扎要么被万花筒式的娱乐消解,要么被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在五行山下,谁还有心思反叛?年轻人想得更多的不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而是物质层面的东西,稍稍精神一下就容易神经,一发神经,就要通过娱乐和消遣来排解,反叛这口气也就泄了。

再有,在中国,反叛的代价可不是像猫王那样只在电视上露出上半身。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如果反叛,第一个出手的未必是权力,而是保守的同胞,这个国家的人民由于长期活在社会底层,一个个道德感都特他妈高。谁胆子大,站出来反叛一下,会被唾沫星子淹死,想想怪可怕的,还是去参加电视选秀节目去吧,至少还有导师可口的心灵鸡汤温暖心扉……即便你能扛过唾林沫雨,接下来,权力该收拾你了。崔健因为唱《南泥湾》,就不让演出了。我记得90年代,有一次崔健在海淀的一家剧场偷偷演出,演到一半警察来了,差点把演出封杀。当时崔健在台上蹦的时候,不小心被身后的音箱绊倒。他站起身说:“刚才不小心在新长征路上摔了一跤。”不管在哪个年代,反叛都是要摔跤的。甚至在今天,你反叛,可能还会被冠以“寻衅滋事”形象代言人。现在的小朋友们,都是在蜜罐里泡大的,还叛个茄子逆啊。

再说说个性。从80后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个性”这个词使用频率就明显增多。因为这代人是计划生育一代,全家都围着一个孩子转,小孩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会出现过去大家庭中没有的东西。尤其是,他们生活在一个绝对话语力量日渐衰微的年代,成长在公共话语逐渐强势的过程中,在这样的环境,每个人都可能培养出不一样的性格。而这些,是他们前辈身上所不具备的。从计划生育一代开始,,他们都会带着个性来到这个世界上。

集权下步调一致的生活和思维方式随着计划经济的消失而瓦解,人性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几个字节的解放。但是问题又来了:大众的共性在尚未能与个性共存时瞬间被小众的个性分裂。也就是说,在开放之前,只有公有制下的共同认知,不得有别的想法,更不能有个性。开放之后共性与个性共存的时间十分短暂,当两种东西还没有开始调和,便被商业时代小众个性所取代。崔健幸运的是,他恰恰是在那个共性与个性共短暂存阶段出现的。他之所以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是因为他身上既具备那个时代的共性——能引起多数人共鸣,又具备那个时代人不具备的个性——唱出人们心里想说却说不出来的东西,能在共同认可的前提下引领人们。这就是崔健牛逼的地方。

墙上挂着十个时钟,有九个时针是一致的,你就会一眼看出那个不一样的。如果墙上十个时钟的时针都不一样,你一眼能看出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当每个人都有个性,就没了个性。

因为商业需要,我们强化了一个概念:市场细分。这个分众市场一定要建立在完善的大众市场前提下,否则就没有市场。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完善程度,就着急忙慌地细分了。80年代以后出生人的性格跟这个市场概念一样,都普遍缺少最基本的共同认知,上来就宣布自己有个性。你不能说“我就是我,我就是有个性”就叫有个性吧,这叫口号。

当年轻人去唱摇滚的时候,都现原形了,除了有点共同的时尚,大概也谈不上个性。有句电影台词说得好:“摇滚不是你脑袋上头发的颜色是啥样,而是你脑袋里面的头发颜色是啥样。”崔健强调摇滚乐的个性,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会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是挺有个性吗,别人用三星,我用苹果。别人用苹果,我用三星。”当崔健像一个高中语文老师一样解读摇滚乐实质的时候,他忘了这是一个没有共性做基础的个性时代,有点缘木求鱼。

最后再说说批判。在这个国家,只有群体面对一个人批判,不能一个人站出来去批判,否则代价惨痛。崔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一个思想非常活跃和自由的时代,而且都一无所有,没什么可以顾虑的。放到现在,不仅出不来一个崔健,即使有崔健,也没胆子啊。

这几十年,官方与民间在话语表达上的较量,官方很聪明地用商业诱惑去围剿民间的话语表达。过去文艺作品里面有批判、讽刺,现在没有了。因为他给你一个商业舞台,让你用才华挣钱,但是你不能乱说。慢慢地,批判机能就退化了,商业意识增强了。哪个人愿意为了抖一个批判的包袱而失去说相声的机会呢。中国人都特聪明,他那边一个眼神,你这边就知道接下来该放什么味道的屁。这一代一代过来,大概今天的年轻人也不知道什么叫批判了,顶多知道什么叫吵架骂街。

其实西方摇滚乐大部分内容体现的都是一些毫无个性、毫无思想、毫无批判精神、毫无反叛特征的陈词滥调。因为在西方,摇滚乐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它更多是身体和本能的——这一点崔健同志在过去也经常强调。当摇滚乐和商业结合在一起,它就更符合生活了,摇滚只是一种相对更自由的生计——比在写字楼坐班舒服得多。而且,玩好了还能成名,还能泡到各种妞儿,何乐而不为呢。西方人没有那种铁肩担道义责任感——恰恰是因为他们把摇滚看得很生活化。但是到咱们这边,因为摇滚文化中的传奇或被提炼出的摇滚精神的精华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大,就变成摇滚的全部了。我们好像都变成了曹操,被张飞的几十个兵吓坏了。

也许中国摇滚就是我那次在体育馆里看到的那支乐队的德行,虽然我看着觉得可笑,但他们觉得有趣。这就像电影《上帝保佑美国》里的那个蠢的跟猪一样的选秀歌手,即使他不会唱歌,但是他的歌友会还是有比他更蠢的人来捧场。我不可能像那个男主角一样,一怒之下掏出手枪把这头蠢猪给崩了。我能选择的就是:珍惜耳朵,远离他们。

崔健说他喜欢说唱,看来不假。过去他还唱,隔几年还能出张唱片,现在唱片也不出了,光剩下说了。可是光说不唱有点假把式。要不这样,崔健每次接受采访的时候都录音,然后媒体发出来的时候——现在不是多媒体吗——干脆配上背景音乐,相当于出一张专辑。

崔健当年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认为媒体人不懂摇滚,会胡说八道,所以自动放弃话语权,甚至他当年都意识不到自己有话语权。但恰恰是这样让他有了最强力的话语权——音乐。现在,他意识到话语权的重要性,却失去了话语的力量——因为他面对的已经不是他那个时代的话语体系和生活方式了——即使他再怎么强调自己对今天的年轻人有多了解,接触多么紧密,还是隔着厚厚的一层,说出来唱出来也是有点遗老遗少。说得好听点,是他愿意通过媒体表达了,说的不好听一点,是他们那代人在今天全民话语年代对过去强势话语的迷恋——这一点从姜文、冯小刚身上都能体现出来。问题是,面对个性和共性都还没搞明白的年轻人,他们老是被闪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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