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中国

 2006年10月的某一天,中央电视台十频道的一个编导打电话找我,说搞一个什么节目策划,想跟我面谈,然后我们约在昆仑饭店。我们谈了一个小时,由于还有其他事情,我提前告退。

在饭店门口打车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地上有个黑色的皮夹子,肯定是钱包,我环顾一下四周,除了饭店的服务生在招呼来往的出租车,没有其他人,我手疾眼快将钱包捡起来,然后躲在一个没人处,将钱包打开。我的天,里面很有多卡,还有一个护照,美金有大约800元。打开护照,一个中年男人,我很失望,要是个美女该多好。这个人叫Richard Stengel,一看就是美国人。这个家伙是不想回美国了,如此粗心大意。

我拿着钱包,回到了饭店门口,估计这个人一会儿会回来,可是等了半个小时,仍不见人影。我想他一定住在昆仑饭店,便到办理入住的前台询问,果然,他住在这家酒店,服务员往房间打电话,很巧,他在。几分钟后,这个美国人出现在我面前。

我的英语实在糟糕,连最简单的对话都不会,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Stengel很兴奋,连声说“谢谢”,然后拿出一部分现金递给我,意思是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这点钱就想搞定我?”这是我经常跟一些公司的企宣和市场推广的人说的一句话。我拒绝了这位美国人的谢意。他又说了几句我似懂非懂的话,大概意思是:这笔钱应该属于你,没有你我会有更多麻烦。我觉得这位老美看上去还算挺实在,我的脑子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便对他说:“我们交个朋友吧。”说完,我挺后悔,这有点强迫人家,万一人家不愿意呢。

Stengel明白我的意思后,非常高兴,然后示意我到咖啡厅一坐。天啊,旁边也没有个翻译,这让我怎么跟他交流。不过,哑语是全世界通行的语言,当年我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时候,常跟聋哑人打交道,学会了不少哑语,急了用哑语估计他也能明白。

事实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比我想象的容易得多。

我拿出手头上仅存的一张名片,递给了Stengel。他微笑着看着名片:“你是记者?”“是的。”我说。然后他说的几句话我有点不明白,我礼貌地摇着头。于是他四处寻找,看到有一个报刊架,便走过去拿起几本杂志,然后示意我。

我明白了,他大概的意思是我们杂志是哪一个类型的杂志。他手里拿着房地产、时尚和财经类杂志。我摇头,然后走到报刊架旁,拿起了一本《时代》周刊,然后我告诉他:“我们主编说过,我们的目标就是做一本这样的杂志。当然,在中国,这种想法往往只停留在梦想阶段。”

Stengel听完,马上兴奋起来。他从我交还给他的皮夹子里面找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接过名片,大吃一惊:“你是《时代》周刊的主编?”他微笑点点头。这时候我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上学的时候没有把英语学好。现在对话太困难了。不行,我得找一个翻译。我看旁边有一桌人,一个女士在跟一个老外聊天,我便走过去,对那女士说:“对不起,你能帮个忙吗?”我说明来意,这位女士很痛快,嘱咐了那位老外几句,跟我来到Stengel身旁。

为了节省时间,我直奔主题。我对翻译说:“你跟他说,我想上《时代》,想让他们杂志介绍我。”翻译把话翻译过去。Stengel好奇地问:“为什么?”我说:“我想成名,想赚钱,想让所有的人都关注我。”他说:“你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吗?”我说:“都是跟你们美国人学的。”“我们美国人现在不这样了,这种做法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但是,”我说,“这招在中国很灵。”“那你为什么不上中国的杂志呢?”他反问。“这样没有人会关注我,每个中国人都能上杂志,所以上了中国杂志跟没上一样。但是《时代》不同,因为在过去,只有中国的政治人物才能让你们感兴趣。但我想尝试一下,很巧我认识了你。”

我想,我这么厚颜无耻,这位老兄肯定烦了。但他很认真在听我说话,丝毫看不出厌烦的情绪。“你能给我一个上《时代》的理由吗?”“很简单,如果我成名,我就可以出书,我的书会卖得很好,我的版税可以竞拍,以前我出过书,但是没有人买。另外,我还可以去唱歌,不管我会不会唱歌,只要我有名,就可以赚钱。我还可以演电影,不管我会不会演电影,他们都会让我去做男主角。我还可以去做主持人,不管我说话是否利落,成名后,会有很多电视台要我。我想过媒体明星式的生活,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狗仔队像一群苍蝇一样追逐我。我参加活动的时候要坐阿帕奇直升飞机从天而降,我要看到粉丝放到天上的氢气球上写着‘我爱你’,我想做任何产品的形象代言人,我想跟其他明星闹绯闻,让我的新闻天天出现在各大报纸、网站的头条……我就是想秀出自己,让自己的利益获得最大化。”

Stengel轻轻点着头:“今天的中国人都这么想么?”“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终于从一个知耻民族变成了恬不知耻地民族了。”“这倒可以成为我们关注中国的一个点。”我一看有戏,便趁热打铁:“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典型人物来报道,总比你们没事关注中国的人权、言论自由什么新颖多了。关键是,像我这样无耻的人在中国有很多。2006年,中国仅有一个人因为制造假药畏罪自杀,其他坏人活的都很坦荡。”

“但是,”Stengel喝了一口咖啡,“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让你进入我们杂志的视线,因为你太普通了。”“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硬是把我放进《时代》,我就不普通了,2007年,如果你再来北京,当你从首都机场进入市区的时候,你会在路边的建筑物上看到:‘王小峰全球粉丝祝贺专辑《The Two》成功上市。’而且是巨幅广告牌,这就是《时代》引领时代,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专辑名字叫《The Two》呢?”Stengel问。“因为《The One》已经有人出过了。要是早一年认识你,我就出《The One》了。”

“你是个很坦率的中国人。”Stengel微笑着喝完杯中最后一滴咖啡,他礼貌性地看了看表,“很高兴能认识你并且得到你的帮助,这次中国之行让我很难忘。”“可我的事您别忘了。”我叮嘱他。“不会,因为我的钱包只有在中国失而复得。”“请问您什么时候回美国?”“四天之后。”

从第二天开始,我每天早上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昆仑饭店,给Stengel送一盒巧克力,连着送了四天。几个月后,《时代》周刊编辑部给我发来一封邮件:“王先生,很高兴地通知您,用一部你们国家的电影的名字形容您可能最恰当:梦想照进现实。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准备你想做的一切了,包括演唱、电影,但我们也顺便提醒您,您的生活可能从此进入另一种状态,总被人关注未必是件好事。在您被关注之前,请您先关注一下我们年终的回顾特刊。谢谢。《时代》周刊。”

178 thoughts on “温暖的中国”

  1. 表哥,俄是《今晚日报》的记者。。。。鉴于您已经成了名人,俄决定很写实的报道一期你和明星XX或XXX的绯闻。到底明星是谁,由您来定。只要还活着的,不限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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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时候捡东西还真能捡出个事儿来,一朋友,捡到英国某学校的招生部主任的护照,现在它已经在英国某大学上研究生了。尽管她的雅思只有五分而且在国内只有专科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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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刚看的时候,以为前半部分捡钱包是真的,后面上周刊是瞎BAI。到最后才发现,原来上时代周刊是真事,而捡钱包的事倒有可能是瞎BAI了。是真是假谁又能说得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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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晓峰同学,淡扯的挺好看。

    以前没看过留言,今儿瞅冷一看,怎么这么多傻逼啊。

    你是不是写个文儿给教育部,提议把傻逼教育列入基础教育系列,要从全民抓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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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昨日记者致电王小峰,他却表现得异常清醒,“我不是艺人,也不想炒作,没有太多感觉,只是认为此事和自己没有关系。别人怎么看我,我没法去说什么,更无法去左右,他们以他们的理解来说一件事儿,有时候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来进行类比也是一个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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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验证码(请填入显示出的数字): 9158 恩吉利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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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扯吧。又拐弯抹角的说实话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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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马雅 Says:

    12月 30th, 2006 at 2:08 pm
    钻个牛角尖,有谁知道三表哥管MSN叫SMN,是出于什么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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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应该没什么典故吧,就是不想大众化。
    没必要要求每件事都要有个原因,那多累啊。当然你钟意也没办法。

    看了三表的博两年了,现在就跟吃饭一样形成习惯了,一天看三遍。哈 

    感谢三表的博客,带给我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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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他那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使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到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清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惨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能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人文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块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现,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鲁迅死后,当後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杀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
     
      ——摘自朱学勤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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