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鼻子

 谁能告诉我,2006年,用中国话唱歌的唱片你记住了几张?反正我几乎没记住什么。即便在最中国流行音乐最萎缩的90年代中后期,都能听到一些不错的专辑,最不济的你还能听到一两首大街上流行的口水歌,现在已经到处都是欲望的口水,没歌了。你别说我标准高或什么落伍之类的话,有时候我为了安慰自己,尽量降低标准,可还是够不到他们,你总不能让我卑躬屈膝吧。

我为了能让耳朵不闲着,开始听你们认为的老古董。你们往前听,我往后听,听刘文正,一对比才发现,前后完全是两种人类唱的。我一直认为,一首流行歌曲,它所包含的内容是有限的,但不管多么有限,它都被刻上时代的烙印。作为早期著名乐评人,我几乎经历了两个时代的流行音乐,而且完全是不同的。这其中的过渡非常不明显。昨天我在听刘文正,今天一睁眼睛,怎么一个没舌头的人都能成明星?美国30年代黑人的二逼过渡到今天的二逼,用了六十多年。我们从刘文正过渡到二逼用了30年,关键是,前后没什么关系,根本没有过渡。

现在,全世界的流行音乐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混浊。别老听那些发烧唱片公司鼓吹什么“纯净”、“天使般的声音”,你听过天使发声吗?就乱形容。其实这种纯净都是机器制造出来的,而不是心灵制造出来的。我老听卡朋特的歌,那叫纯净,现在美国哪个歌手的声音纯净?我喜欢听邓丽君和刘文正,那叫纯净,现在那个傻逼歌手敢说自己纯净?瞧你丫那眼神就透着混浊。那时候的歌词,不管写什么题材,哪怕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阿美阿美》、《俏姑娘》,都那么纯净。现在的歌曲,哪怕写贞节牌坊,都透着肮脏。没办法,世道变了,你不是处女了,你就是用微软的补丁修补也不是处女。有些时代一过去就不会再有了。我发现,同样的一个词,同样的一种情绪表达,同样是表达爱情,同样是泡妞的主题,过去和现在听起来完全不一样,过去歌手是用心动情歌唱,现在歌手是用欲望在唱歌,这欲望背后可能是歌手在咬牙切齿——我他妈凭什么出场费就比你低呢?新旧社会的差别就是在这里。

好多年前,在听欧美音乐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词:“好时光音乐。”最初我并没有在乎这个词背后的东西,后来慢慢有点明白,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音乐听起来都像“海滩男孩”那样,而是一个时期人们情感和生活在音乐上的集中体现。你说现在美国人生活的也挺美好的,跟过去比也就少了两栋高楼,但是音乐就再没有那种感觉了。这是为虾米呢?因为少了一些纯真的东西。

我说过,我不喜欢人家叫我乐评人,一是我丢不起这个人,二是我也不认为我写的那玩艺儿叫乐评。我研究过古今中外的乐评,发现写的能把人唬住并且让人一眼就看出这东西叫乐评的文字,其实很容易。比如下面这段文字描述:在主歌与副歌间变调使用了弦乐四重奏,哀婉、凄凉和听着更让人心碎的吉他点缀更加烘托出歌曲的主题,那就是无助、绝望,歌手在副歌部分的演唱,像是绷断了最后一根琴弦,直到结束,你仍能回味出那根崩断的琴弦的回音……这种鸡巴破词随手就可以拈来,而且写得特别感性,其实人家作者可能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段不着四六的文字忽悠下,你不信也得信。所以我最不爱写的就是这种装逼的乐评。但是,这种乐评的的确确是现在到处流行的一种文体——文学青年的听后感。

我一直觉得,一张唱片、一首歌、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出戏……你老是挖它的内涵,根本挖不出什么。你的剧评写的再牛逼,也写不过一个普通的研究戏剧的人。你的乐评写的再牛逼,也写不过一个歌手,只不过人家不写,才让你选择填空。但是,他们写不过你的,可能是你对一个作品外延的挖掘。我更愿意把音乐放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上去观察,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更多的东西。所以流行文化终究不是个专业、技术的东西,它是反映社会心理学的东西。什么时代的人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它一方面跟技术紧密联系,技术尽可能发挥到最大限度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到今天,技术已经无边,人们又不需要审美,所以做出来的东西都不是东西。

美国有好时光年代,台湾也有,比如70年代民歌时期。中国大陆我怎么也没找到。80年代初期是李谷一那种中性歌曲,还带着政治色彩;80年代中期歌曲突然硬了,比如西北风,听上去终于有了性别之分,可你仔细一听,不管男女都是男性化的,这也不正常。90年代,终于男女有别了,可是又都变态了。21世纪,音乐已经不是人做出来的了,也不是人唱的了,它已经不是变态,而是异化。变态是你还能判断出来它的问题在哪里,异化是你一直按照逻辑判断下来,但是你已经不能发现任何问题,因为标准变了。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先看看大陆经历的时代背景:文革时期(1966-1976)、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1976-1981)、反思时期(1981-1989)、变态时期(1989-1992)、市场经济时期(1992-现在)。从1966年到现在,我们经历的都是动乱、沉重、混乱和无序,哪有什么好时光,整个中国就像一个病人,从灾难中走出来,慢慢恢复身体,身体还没恢复好,就上激素,结果现在弄得特扭曲。

美国60年代出现那些美妙的音乐时期,我们唱的都是朋克歌曲,毛泽东这个大朋克,带着上亿的小朋克高唱着“Anarchy In China”,这时候台湾还处于戒严时期。文革结束了,人们开始反思,这段时期中国从一种沉重进入另一种沉重,但在这两种沉重交换的夹缝中,我们隐约听到了一种新的声音,现在回过头去听《请到天涯海角来》、《我们的生活充满眼光》、《太阳岛上》、《牧羊曲》……这些歌曲,确实充满阳光,因为中国人隐约看到了好日子的到来,但是人性的纯真还没有真正释放出来。接着就是大面积反思、寻根让文化从枷锁中寻求光明,这个时期可能是中国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但还处在用黑色眼睛寻找光明的阶段。光明还没找到,就堕入另一个黑暗。这个时期的歌曲你听着都那么苦涩:《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一无所有》。而就是在这些歌曲流行的同时,港台软绵绵的歌曲以强硬的方式刮了进来。一手软一手硬的流行音乐环境让大陆流行音乐不知所措,这时候已经没什么代表作,都是代表港台歌曲创作。

在我们进入文革后半夜,台湾流行音乐繁荣了,进入了民歌时代,一批阳光灿烂的歌曲出现了。这批人成了后来台湾流行音乐的中坚,在台湾被西洋音乐侵袭到90年代末期,这些中坚才纷纷倒下。70年代欧美也没什么好时光音乐,开始流行朋克,比我们整整晚了10年。

开放之后,三个不同阶段的文化同时出现,这就比较好玩了。代表农业时代的大陆文化,代表工业时代的港台文化和代表后工业时代的欧美文化。然后,我们的农业文化迅速消亡(或让出舞台),马上进入工业时代,工业时代还没怎么弄出个模样,就立刻进入信息时代,到了信息时代,我们总算跟人家同步了。我们的孩子——终于不用输在起跑线上了。

然后问题就来了。由于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没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期,所以在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工业文化,而恰恰这个时期中国处在不知所措的阶段(1980-1996),然后,农业文化立刻与信息文化对接,这就好比一个类人猿和一个人交媾,生出的孩子肯定是个怪物,因为这个文化基因链条上少了很多环节。表面上看,这种捷径让我们省了不少时间——一步让类人猿进化到人,相应付出的代价是文化残疾,比如少了个鼻子。如果每个人都没有鼻子的话,我们照样可以根据相对论找出帅哥和美女。不幸的是——遗传是不可逆的。

所以,我们的流行音乐现在就是没鼻子的音乐,因为我们意识不到还有鼻子这回事,所以也就无所谓了。但是看到人家总有鼻子,就怀疑自己为什么不能生出个鼻子。我们就照着外面的文化开始制造,造出来一个,没鼻子,再造出来一个,还是没鼻子,他们急了,妈了个鼻子的,怎么就没鼻子呢?后来发现人家也慢慢退化到没鼻子的状态上,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本该就没鼻子。你看,我们现在玩的音乐,人家以前都玩过,人家用了六七十年,我们用了不到20年,我们浓缩了人家的人生精华,结果丢掉了鼻子,但大家都挺陶醉。

我还是喜欢有鼻子的美女。所以,我去寻找回来的世界,也许能得到一丝慰藉。听刘文正、邓丽君,才觉得歌该怎么唱,什么叫字正腔圆?刘邓大军才叫字正腔圆。别跟我说周二逼那东西也时髦,因为他就是短了一截舌头,没办法,就是基因出了毛病。

刘文正的歌涉及的题材非常杂,爱情歌曲、田园牧歌风格的歌曲、市井小调、雅致的,庸俗的交织在一起,但你觉得他有什么定位和形象上的矛盾么?没有。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歌曲都是符合一个大的工业文化背景下的审美。你看现在的歌手一出来就先给包装定位,吹的跟牛逼一样,可就是让人觉得挺傻逼的,为什么呢?因为把农业、工业、信息时代三种东西都搅和在一起了,所以不管针对什么人,都是小众,都没生命力,你要仔细分析现在每个歌手的案例,会发现他们都没什么外延,原来有外延的(比如崔健、罗大佑),也亲手给自己阉割了。作为受众,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该站在那一个时代上,从常识角度,站在时代最前沿肯定没问题,可恰恰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错误,因为你站在没鼻子的行列里面。可是你想站在别的地方,对不起,没有了。所以,受众没有选择,但是他们可选择更多没鼻子的文化。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不用音乐视角去看刘文正的歌曲,而是从一个泛文化视角去看,会发现,他的歌曲里包含和触及的东西太丰富了。你会想到那个时代的爱情和人际关系,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白日梦,而且创作的出发点都是纯粹的,就是表达一种真情实感。《俏姑娘》、《阿美阿美》恶俗吧,但你从里面听不出俗,因为那是人在最放松的状态下最真实的表达。而且歌词是传统诗歌中最常见的表达方式,它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邓丽君的歌曲也是,她最流行的那些歌曲恰恰是最工业化的(包括30年代上海滩流行的歌曲,那时候上海很工业了)。

其实到了80年代,你仍然能听到一些很动人的歌曲,罗大佑、李宗盛这样的例子就不用举了,因为太有代表性。我就说说杨庆煌、马兆骏、李恕权这样不太红的歌手,现在听杨庆煌的歌,你会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个不太会唱歌的人,他连杨坤、沙宝亮都不如。很多好听的歌曲,杨庆煌其实唱的不怎么样,他按照今天的选材标准,肯定是被淘汰的那种。可是,听他的《会有那么一天》《超速的爱情》《铃声再想起》《听听你的声音》《年轻的战士》,从那种幼稚中能发现今天非常稀缺的真实,这些真实是机器时代歌手们压根就找不到的。马兆骏的《我要的不多》《第二名也无所谓》《那一年我们19岁》,还有李恕权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都属于这一类的,可能那时候还不太讲究制作、包装,可能那时候判断歌曲的标准和今天不一样,幸运的是,这几个在歌唱方面并不是很有天赋的人都把鼻子留住了。

香港、台湾把有鼻子的音乐传过来,我们在学的时候就把鼻子学没了,后来港台都没鼻子了,跟我们一样了,然后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进步了。这有点像武大郎开店,武大郎最满足的就是所有店伙计的身高都没他高。

没有鼻子,我们就没有好时光,只有好扒光、好脱光。如果从一个阶段来整体分析,最近这三十年,我们任何领域里的文化都没有得到一个真正舒展的机会,但是还要舒展一下,怎么办呢?不要脸呗,鼻子都没了,要脸还有什么用。

(以上论断同样适用于死去的国产电影和国产文学)

154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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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吹
派吹
2007年03月23日 2007-03-23 1:03:18

借此缅怀下马兆骏君,写此文时候此公还健在呢,世事难料呀唉

方协文
方协文
2007年04月21日 2007-04-21 10:56:20

我喜欢刘文正,那个时光,终于不再。

勇敢的蛤蟆
2008年03月09日 2008-03-09 17:21:42

现在的阴乐人连脑子都不用了,因为已经萎缩了.所以,现在没有几个用思想创作的音乐家.推广人和歌手只要下半身发育成熟就可以了.只只被推出,即使是阴吹的声音,也有人喜欢听,变态的人多了….